上海的梅雨季总是黏稠的。不是伦敦那种清冽的湿冷,而是空气里饱含着看不见的水分,沉甸甸地贴在皮肤上,连呼吸都带着一股子陈旧木料和青苔混合的、属于江南特有的、略带阴郁的润泽感。

弄堂深处这栋老式公寓的三楼,书房窗口望出去,对面人家晾晒的衣物总也干不透,滴滴答答落着水,在下方墨绿色湿漉漉的瓦檐上敲出单调的节奏。

张瀚哲坐在书桌前,面前摊开的不是习题册,而是一本边角磨损的《辛丰年音乐笔记》。窗外雨声淅沥,屋里只开了一盏绿罩子的旧台灯,光线昏黄,笼着他半边脸和垂在肩头的黑发。

他的手指无意识地在木质桌面上敲着复杂的节奏,不是流行曲调,仔细听,能辨出是巴赫《赋格的艺术》里某个艰深声部的起始动机。

空气里有陈年书卷、雨汽,还有母亲沈清如刚端进来的、一碗冰糖绿豆汤散发的微甜清香。

他身上有种少年里不多见的沉静。不是内向,而是一种类似于深海表层的平静,底下有自己完整的洋流体系。这种平静在弄堂里那些为模拟考焦头烂额、或为篮球赛输赢亢奋的同龄人映衬下,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长辈们夸他稳重、省心,同龄人觉得他好说话,因为他从不激烈反驳,总是安静地听着,偶尔点点头。但只有极亲近的人,比如父母,才隐约察觉到,这种“好说话”底下,是一种近乎执拗的、难以被外力扭转的自我秩序。

父亲张致远教授在隔壁琴房,断续的钢琴声传来,是他在反复推敲一首德彪西前奏曲的踏板用法,时而流畅如雾,时而停顿下来,陷入长久的静默思考。

母亲沈清如则在客厅,校对着一篇即将付印的散文清样,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像另一种形态的雨。

家是一个由书、乐谱、文字和安静专注构成的场域。温情包裹在克制的表达里,如同父亲从不言说的关切,母亲每日不重样的汤水。冲突也鲜少激烈,往往化为琴声里某个反复不得要领的乐句,或校对稿上某个被红笔圈出又斟酌的词。

此刻的“冲突”,关于张瀚哲高一结束后的分科,以及更遥远的,大学专业那模糊的轮廓。

晚饭时,话题被母亲以一种看似随意的方式提起。“瀚哲,下学期就高二了,你们班主任今天打电话,说该定下方向了。你理化成绩很均衡,文科底子也好,怎么想?” 母亲夹了一筷子清炒虾仁到他碗里,语气温和。

父亲没抬头,仔细地剔除着一块清蒸鲈鱼的细刺,声音平稳地接上:“学理工,出路广,扎实。若对音乐真有难以割舍的兴趣,作为修养,或者辅修,也很好。”

父亲话里的“出路广”和“扎实”,是他那一代人对动荡岁月记忆的折射,是对儿子未来“安稳”的终极期许。而“难以割舍”这个词,用得极有分寸,既承认了儿子与音乐的深厚联系,又轻轻地将它划归到“兴趣”甚至“嗜好”的范畴,与“正途”隔开一道优雅的距离。

张瀚哲慢慢咀嚼着米饭。他明白父母的考量都出于爱,且都有其坚实的逻辑底座。母亲是编辑,见多了文字工作者的清苦与不确定,希望儿子有更“硬”的凭仗。父亲是教授,深谙艺术金字塔尖的残酷与偶然,不愿儿子重蹈某些才华横溢却一生潦倒前辈的覆辙。他们的建议,是两堵为他挡风的、温暖的墙。

但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模糊却顽固的轮廓。那轮廓不是具体的“我要学音乐”或“我要学文学”,甚至不是父母所能理解的任何一个既有学科。

它是一种方向感,指向某种交融地带,一种用理性的手术刀去剖析非理性激情、用结构的眼光去审视看似混沌的创造性表达的冲动。

他迷恋巴赫赋格中数学般的严密与神学般的崇高,也同样为某些极端音乐里,那些被粗糙音墙包裹的、撕裂的、近乎渎神的生命呐喊所震动。他想理解,是什么让海菲兹的琴声冷冽如冰又炽热如火,又是什么让一段最简单的布鲁斯乐句能直抵骨髓般的忧伤。这种理解,需要的或许不是音乐学院那种侧重于演奏技艺的训练,也不是中文系对文本的考据与赏析,而是另一种更综合、更偏向哲学、美学甚至文化心理学的路径。

可这路径在哪里?叫什么名字?他十七岁的阅历还描绘不出它的清晰地图。他只是感到,自己精神的触角,不安分地伸向那些规整学科分类之间的灰色地带,那里混沌未明,却对他有着绝对的引力。

“我还没完全想好,”他当时这样回答,语气平和,“但可能……不会是完全的理工科。需要再看看。”

父亲抬起眼,看了他一下,那目光里有探究,有轻微的忧虑,但更多的是沉默的等待。父亲自己就是一条路走到黑的人,他理解某种“执拗”的珍贵,也深知其代价。

他没有再劝,只是说:“无论选什么,透彻比泛泛重要。半懂不懂,最要不得。”

母亲轻轻叹了口气,那叹息很轻,像一片羽毛,却承载着无数未尽的言语。关于生计,关于现实,关于一个母亲本能的保护欲。

但她最终也没说什么,只是又给他舀了一勺汤:“多喝点,祛湿。”

此刻,雨声、琴声、校对声交织。张瀚哲合上《辛丰年音乐笔记》,手指的敲击也停了下来。他感到一种熟悉的、安静的孤独。这孤独并非不快乐,它更像一个探险者站在已知地图边缘,望着前方迷雾时所感到的、混合了悸动与茫然的寂静。

父母的爱与建议是温暖的营地,但他知道,自己注定要离开营地,走向那片迷雾。

他站起身,走到书架前,手指拂过一排排书脊。父亲的专业音乐史著作,母亲的文学评论集,他自己的各种杂书。从《管锥编》到《西方现代音乐美学》,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到一些地下音乐杂志的合集。他的世界,是由这些看似不搭界的声音拼合起来的复调。

他抽出一本薄薄的、封面已经斑驳的旧书,是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不是想看内容,而是想起里面一句话,他曾经用铅笔在旁边画了线。他翻到那一页,昏黄的灯光下,铅笔画出的线已经有些模糊,但字句清晰:“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十七岁的他,或许还远未“认清生活真相”,但他隐约觉得,自己渴望靠近的,或许就是那种在“认清”之后依然保持热爱与追问的能力。

热爱巴赫的秩序,也热爱某些音乐里摧毁秩序的狂暴。热爱文字的精确,也热爱声音那超越文字的直击灵魂的力量。这种热爱,不是盲目的激情,而是试图用全部的理解力去靠近、去剖析、最终去拥抱对象本质的深沉努力。

这种“正确”,不是基于世俗标准的权衡,而是源于内心世界逻辑自洽的必然选择。就像他知道,在父亲纠结的那个德彪西的踏板处,根据和声进行、曲意表达和钢琴特质,客观上存在一个最正确或说最贴合德彪西原意的踩法。父亲反复试验,就是在无限逼近那个“正确”。

张瀚哲对自己人生路径的摸索,也是如此。他在用自己有限的认知,反复推演、试错,试图逼近那个最贴合他本质的正确答案。外人看来或许是固执,于他,只是循着内心那架精密天平显示的结果行事罢了。

琴房里的德彪西终于流畅地继续下去了,父亲似乎找到了那个“正确”的踏板瞬间,雾霭般的音色弥漫开来,与窗外的雨声奇妙地融合。母亲校对的沙沙声也告一段落,传来轻微的茶杯触碰碟子的声响。

张瀚哲将书放回原处。他走到窗边,看着弄堂对面昏黄的灯光,和灯光下影影绰绰的、被雨水洇湿的生活图景。潮湿的空气带着凉意,拂过他年轻的脸。

他忽然想起前几天,无意间听到母亲对父亲低声的担忧:“……瀚哲那孩子,心思太深,也太静。别的男孩子这个年纪,总有点火气,有点毛躁。他倒好,像什么都想透了,反而让人不放心。”

父亲当时沉默了一会儿,回答:“他不是想透了,他是习惯把事情想到底。想到底了,很多表面的躁动就没了。这是他的性情,未必是坏事。只是……”

只是什么,父亲没说完。但张瀚哲能猜到。只是这样的性情,注定会更辛苦,因为思考的深度往往与选择的复杂度、与必经的孤独感成正比。

他并不惧怕这种辛苦或孤独。相反,在那种深沉的思考与靠近“正确”的过程中,他感受到一种近乎严酷的愉悦。就像此刻,在雨夜、琴声、文字和内心无声的探索中,他感到一种充盈的、属于十七岁的、静默的沸腾。

母亲推门进来,手里拿着削好的水果。“还在用功?早点休息,眼睛不要看坏了。”她的目光落在他沉静的侧脸上,欲言又止,最终只是将果盘轻轻放在桌上。

“知道了,妈。您也早点休息。”张瀚哲转过身,对母亲露出一个温和的、令人放心的笑容。

母亲点点头,带上门离开了。书房里又只剩下他一个人,雨声,和空气中德彪西最后的余韵。

他坐回桌前,没有继续看书,也没有做任何事。只是静静地坐着,听着雨,感受着内心那架天平仍在细微地、持续地调整,校准着某个关乎未来方向的、无比重要的刻度。外在的安静与内在浩繁的思索,在他身上达成了一种稳定的平衡。

这是十七岁的张瀚哲。在上海一条潮湿弄堂的深处,在一个充满书卷与乐声的家庭里,温和地、坚定不移地,走在一条只有他自己那架精密天平才能指引的、通往“正确”的寂静道路上。

他未来的轮廓,尚未在雨中显形,但那股沉静向深处探索的力量,已经清晰可辨。

真正的选择,从不是权衡利弊后的妥协,而是认知抵达深处的必然回响。

他正在学习聆听自己灵魂深处那最隐秘、也最确凿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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