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龙写《坚白》之论，剖析言辞，致力于语句的曲折，没有在道理上进行探讨，对于治国毫无益处。齐国有三邹子的著作，内容似汪洋而无边际，书中言辞少有证据，却多有惊人耳目的言论。考察具有大才的人，大都夸张狂妄，没有真实正确的验证；浮华虚妄夸大荒诞，没有详细明察的内容。
商鞅辅佐秦国，写了《耕战篇》；管仲辅佐齐国，写了《轻重篇》。他们的著作有益于使老百姓富足使国家强盛，使君王自强敌人削弱，公孙龙与邹衍的书不能与它们并称，而太史公把它们一起记载下来，让世人感到疑惑，不知道依从什么。考察张仪和苏秦处在同一时代，关于苏秦的死，张仪本来是知道的。
张仪了解苏秦的情况很清楚，应该依照张仪的说法，来确定他死亡的真实情况，而《史记》的说法却不明确，记载了有关苏秦之死的两种说法。东海郡的冯商也曾续写《史记》，《苏秦列传》大概是冯商写的吧？否则，为什么两种说法矛盾得那么厉害呢？
江城子
嫩黄初染绿初描。倚春娇。索春饶。燕外莺边，想见万丝摇。便作无情终软美，天赋与，眼眉腰。
短长亭外短长桥。驻金镳。系兰桡。可爱风流，年纪可怜宵。办得重来攀折後，烟雨暗，不辞遥。
杨柳初染上嫩黄，刚描绘出翠绿，凭着娇好的姿色，又向春天索要更多美丽。燕子在它旁边飞舞，黄莺在它身边唱曲儿，都喜爱看它万根青丝迎风摇曳。即使不说它多情，也配称得上柔丽，它的各种美态都是上天赋予。你看它芽如眼、叶如眉、枝如腰，样样都似美女。
它在短长亭边长、它在短长桥边立，能把征人的骏马拴，能把游子的舟船系。春天里，它正值风流的年纪，犹如惹人爱怜的芳龄少女。这样的姿色、这样的年纪，让人无心长远离，纵使要经千里烟雨路遥，总要归来将它攀折到手里，再踏行程也无顾忌。
这首《江城子》以“嫩黄初染绿初描”一句破空而来，像一幅刚刚启封的江南春景册页。词人运笔极轻，却见设色极浓：柳条之“嫩黄”与草色之“新绿”皆用“初染”“初描”写其乍醒未匀，仿佛造化也怕惊了春意，只肯用极淡的笔痕先作点染。
一个“初”字叠用两次，便把时间压缩到“将生未生”的一瞬，把“春”写得像婴孩的睫毛，一颤一颤，教人屏息。紧接着“倚春娇，索春饶”两句，词人忽换作第一人称口吻，把春景化作一位娇憨女郎：她侧身凭栏，向天地“索要”更多的妍丽。此二句妙在把自然人格化，又把人的情感物化——春色既是少女，少女亦成春色，彼此借色，彼此生香。
“燕外莺边，想见万丝摇”，一笔拓开空间，由近景推至远景：燕子剪空的弧线之外、黄莺滑亮的歌声之侧，是“万丝”柳条在风里轻摇。“想见”二字尤有味，词人并不直写柳浪，却从莺燕的空际之声、之影，逼出柳条之摇曳，让读者以耳代目、以虚证实，顿觉满纸风声。
下片“短长亭外短长桥”，句式回环，似把上片的长镜头忽然切换成一组蒙太奇：远亭、近桥、玉骢、兰舟，一并涌入画面。“短长亭”“短长桥”皆以重言见妙：既状建筑之参差，又寓人生之聚散。词人未写离筵，而离筵已在。
“驻金镳，系兰桡”两句，写人与马、人与舟的关系，以动词“驻”“系”暗示“留”与“别”的双重主题：金镳驻马，是男子欲去未去；兰桡系岸，是舟子将行又止。一“金”一“兰”，色泽对比，既见贵介风流，又见水国温柔。“可爱风流，年纪可怜宵”是全词最旖旎的一笔：词人把“风流”与“可怜宵”并列，仿佛说那少年（或少女）的风流韵致，只合付与“宵”——春宵、良宵、迢迢遥夜。
句中“年纪”二字尤耐寻味，它把时间坐实在“年少”，而“可怜宵”又把时间拉长到“一生只一夕”，于是刹那与永恒猝然相撞，生出无限低徊。
末三句“办得重来攀折後，烟雨暗，不辞遥”，词人把自己也放进画面：他预许重来，要在“烟雨暗”中再度“攀折”今日之柳。古人折柳赠别，而词人却言“重来攀折”，便暗含“再逢”之愿。一个“办”字，有“拼将”之意，写出决心；“不辞遥”三字，更把空间距离化作情感浓度——纵千里烟波，亦不足道。
最奇的是“烟雨暗”三字，它既是未来之景，又似当下之心：烟雨迷蒙，柳色将暗，而人心亦黯黯。词人以景写情，又以情染景，遂使结拍一片空濛，似真似幻。全词至此，声情从“嫩黄初染”的明快转入“烟雨暗”的低徊，恰似春昼倏忽成阴，少年心事忽被离愁打湿。
若将全词比作一幅手卷，则开卷是“嫩黄”“绿描”的纤秾小品；卷中是莺燕、柳丝、玉骢、兰桡的绮丽长卷；卷末却留出大片空白，只以淡墨烘染烟雨，令读者在“不辞遥”的怅望中，听到自己心底的回声。
词人用笔之轻，设色之艳，结构之回环，情绪之顿挫，皆使这首小令兼具晚唐之绵丽与北宋之疏隽。它写春景而不滞于景，写艳情而不落于亵，写离思而不陷于苦，只把一段“风流可怜”的少年心绪，托付给无穷无尽的烟柳桥亭，遂成千古不磨的“春愁样本”。
所以还是，欲知后词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