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历经一段延长过的差旅后，终于从东京回来了。除去那些学术交流的活动之外，他在东京最为重要的行程便是拜会贺茂宗家的家主，就“贺茂全族出资的大藏书楼之存废”发表自己的意见。父亲说，他一开始说得也很保留，因为他也想探出贺茂宗家主的态度再做决定，并不想说出一堆真心话却讨了个没趣。但在最后的一次会面时，他终于有了肯定的建议：
大藏书楼建议拆除重建。
大藏书楼的命运有两个备选项：一者是延续现在的建筑结构，但由于维修频次的增加，需要向各个分家摊派的维修费也要提高；另一者是重新起一栋大楼，但需要向各个分家集中募集一次约是五六年摊派维修费的建筑费用。父亲在与贺茂宗家主的数次交谈过后，总算确信了他自己内心的倾向是“重建”，但他在事前征集意见的过程中，保持现状，仅略增维修费的意见占了大多数，令他感到有些阻力。
贺茂家是从古时候延续至今的阴阳学家道，就算在迷信已然式微的科学世界，阴阳学这一文化符号也完好地传承了下来，贺茂家的人们大多继承了祖先遗脉，在风水上各有自己的见地。但是，这座大楼“已经不合现时的风水”这一结论是众所共知的，那么“保留”的意见为什么还会占到上风呢？
“因为，就算是这一次摊派了五六年分量的维修费，下一年也并不能因此而减少维修费啊。”父亲解释道。“假设一个分家原本一年交一万元费用，两个方案，一种是以后年年交一万两千元，一种是这一次交五万，以后依然年年交一万。如果选择重建，要到二十年后才能比维持原状更优惠。现在在当家位置上的分家主们，绝不会答应一桩要二十年才能盈利的买卖吧？”
“也就是说，他们到底还是为了钱考虑吗？”
“当然。毕竟贺茂分家不少，并不是每一家都有那么强的向心力。如果我只为咱们考虑的话，我的回答也会是‘暂时保持现状’吧。当然，得亏是我多考虑了一手，多争取了一点时间，这才有渊子你给我的建议呢。”
所谓“我的建议”，就是我在实行“一个人的调查”时的发现：除了贺茂家的人们，还有一些其他团体对这座大藏书楼的存废有所主张。我指的便是那个匿名，以卖生鲜海产和五金加工工具为幌子，暗地里走私高精度设备的团体，不过现在来看，这个走私生意似乎依然还是一层表皮，这个团体真正的生意，是盗版各种书籍。
“嗯，你说的的确挺有道理。”父亲在听闻我经过一系列事实和求证得出的猜测后评论道。“京都虽然不靠海，但交通运输本就便利，而且京都的经济本就是文化和传统制造占主导，往京都走私这种有科技含量的东西并不见得有市场。倒是在京都做盗版书籍，既不愁销路，又有京都这种大城市的运输枢纽，这个选择挺合适的。那么渊子，你觉得他们为什么盯上了贺茂的大藏书楼？”
“从我了解到的，那个团体要挟艺术科学校的教师平冢女士，以及让霞浦的眼线永仓来跟踪我这两点来看，他们现在的行动还留有克制，仅仅是对贺茂宗家主征求意见的人们施加影响，让他们建议‘重建藏书楼’。我想他们的初衷可能并不算过激，具体的设想便是‘等重建时偷偷翻印藏书楼的孤本珍本’一类的吧。当然，倘若贺茂宗家主最后的决定和他们的期望相背的话，恐怕他们也会拼个鱼死网破。不过直到目前，我都是凭借我接触到的信息进行判断，或许一些东西并没有根据。在京都，父亲有没有更多的和这个团体的接触呢？”
“看来渊子你不仅脑子好使，直觉也不错嘛。”父亲的发言中充满了对自己女儿的自豪感。“在和你交谈过后，我在京都待了一阵子，这段时间里，又有几个人应贺茂宗家主的邀请来到京都，目的也是就藏书楼的存废提出建议。贺茂宗家主也和我谈起过这些人，说他们当时就有些‘言不由衷’。现在把这些情形再一对照，感觉渊子你说的就有那么一种‘若合符节’的感觉，应该你说的就是对的吧！”
“父亲能具体说说，这些被贺茂宗家主询问的人，到底是怎样的言不由衷吗？”
“好。宗家主就着我认识的人际范围，对我说了两个人。这两个人，首先说一个名古屋的教授，这个人家里不缺钱，同时是个爱书如命的藏书家，他是打心眼里赞同重建的，当然，我们都知道他打着‘在帮忙时顺手牵羊拿走几本珍本’的小算盘。尽管他有自己的小九九，但他的主张既然是重建，于是他在发言时就没感觉到受了什么影响。倒是另一个，他是大阪的生意人，抠门得紧，是我早就知道的‘现状保留派’，到了宗家主面前却态度大转弯，宣布支持重建。但宗家主明显听出，他的回答支支吾吾，像是出于什么顾虑不敢将真话讲出来。”
“这个情况，加上之前‘我将自己的考虑告诉父亲，再转达宗家主后，我反而受到了跟踪’的事实，可以认为宗家主身边就有那个匿名团伙的人。我认为，这个团伙为什么对大藏书楼有这么深的执念，这应当是一条重要的线索。父亲，你在面见宗家主的时候，当时在场的都是些什么人？”
“贺茂宗家主比较讲排场。我们去拜会他都是正式会面，于是就有主客席位的设置。除了我和他对话的二人，他身后还有两个使用人，静室门口也有一个使用人跪着，他的任务拿着客人进屋换下的衣物鞋袜等在那里，待客人讲完后换上出门。虽说不排除隔墙有耳，其他人隔着纸障子也可能听个大概，但现在造起来的和式房屋，隔音效果都已经有了保障，所以我觉得可能性最大的还是这三人，因为他们能一字不差地听到我们具体讲些什么。”
“这三人可不是一人啊。”我道。“有可能他们其中一人是传讯者，也有可能是两人，是三人。这都无法确定。而且，我们现在知道的也仅仅是‘他们是三位使用人’，进一步的信息也还非常不充分。”
“很遗憾，使用人我也无法说得更多。我只能将他们的外貌特征，从相面学的角度说一番。不过，在事发当场，当事人完全可以一幅闭目养神，和自己事不关己的态度。恐怕面相和着装也没法提供什么帮助……至于其他的，我也没渊子那么好的观察和分析力，看来是真的帮不上什么忙了。嗯，只有一点，应该是一个线索——他们并不是每一次谈话时都当值。”
“这是怎么说？”
“现在大族人家雇用使用人，并不像以前那样形成人身附庸，使用人只是单纯地签个合同，约定在一个周期里的某几天在这家服务，其他时间完全可以去别的地方另谋工作。我去见贺茂宗家主去了三次，每次并不是同一个曜日，因此见到的三个人也不都是次次一样：这三个人，第一次，门口的那个人没有进来，将我换下的衣物放在和式门口的柜子上就让我进去；第二次贺茂宗家主身后的使用人少了一个，但第三次却是三个使用人集体在场。那两个我刚才讲的例子的时候，应当也是这里三个人的一个或几个吧。”
“看来，贺茂宗家主是不希望其他人来‘串岗’？”
“是的，他有这个坚持。他家的使用人们，只管做好自己那一份事情，别人的事情就算再好再坏也不会去插手。贺茂宗家主也清楚这个事理，只会就事追事，绝不拖不相干的人顶缸。”
父亲与贺茂宗家主三次相谈，直到最后才给出了自己的明确意见——赞成重建。但我感受到的异常，却是在第一次交谈后不久就已经降临。父亲虽然在观察力上不如我敏锐，但他终究是老于世故，又善于组织语言，他敢下断言“我没有透出真意”，那就是真没透出了。那么，能够从言语之外的地方看出父亲到底持何种态度的人，又是谁呢？
我又想到了另外三个人：平冢女士，坚持己见和改弦更张的两个相关人士。显然，他们都是外地人，应邀而来，按理说没有必要在见到贺茂宗家主之前就把态度表露出来。但他们三人，都应当是在面见贺茂宗家主之前，就已经被匿名团体凑近并接触，然后被套出了真意，然后主张维持的都被一些强制因素影响，在面见贺茂宗家主时改变了主意。
看来，这个匿名团体比我想象的还要有智计。那些原本主张重建的，例如父亲和名古屋的吝啬藏书家，他们似乎都没有感觉到匿名团体已经先一步渗透到了他们身边；并且平冢女士和大阪的生意人，都有把柄落在他们手上才言听计从。这个匿名团体是怎么做到的？在贺茂宗家主身边埋伏下眼线，就能知道他的邀请安排，什么时候会有什么人到来，这一点不难做到。难的，是在这些人面见贺茂宗家主之前，就打听到他们对大藏书楼的存废持什么态度……
“父亲，你算是万幸了。”我在思考过后，终于知道了问题的答案。
“为什么我是万幸？”
“因为你并非为了此事专程前往京都。”
父亲去京都的正事是京都的若干大学向他发来的讲学邀请，回答贺茂宗家主的咨询则被当成了“顺路”。于是，他去京都的差旅自然是由大学来安排，并不像其他人一样入住贺茂家安排的住处——这正是最有可能被匿名团体的眼线所侵入的地方。贺茂家使用人的分工泾渭分明，彼此各扫门前雪，假设管理这一块事宜的人是匿名团体的眼线，其他人也绝不会多话。这样一来，他在各人的下处放下一个哨探，或者直接以引路人的名义探问他们的意见，这就可以抢在前头决定态度了。而父亲并没有经过这一环，加上他在宗家主面前两次的态度又都是若即若离，又泄露了远处得知此事并正在调查的我的存在，这才让匿名团体做出了有别于两种态度的单独行动——紧盯父亲却又不敢现身表明具体态度，跟踪我却又希望我缄口不言。
“父亲，你是否知道，贺茂家在京都招待各地前来的有渊源的人们，是在哪里下榻吗？”
“知道。贺茂宗家主特意对我提起过，他似乎很以那里的招待服务为傲，例如提供叫醒、行李帮运、送餐到房等等。只是我另有行程没法住在那里，他还特地表示遗憾来着。具体地点是在这里：从上贺茂神社往南一些，是贺茂本家的大宅邸；从大宅往西走一公里不到，就是招待的地方，一个名叫‘千千’的旅馆。”
“指定的招待场所，甚至能指定到房屋。”我回想起自己外出住在旅馆里的经历，虽然是跟着母亲或是跟随同学一起的时候居多，但旅馆设施大概是全国通行，因此我倒是知道里面有些什么。
“父亲，任何人进入旅馆，第一件事终归是要将携带的大包行李放在一个地方的。在一些地方或许随便就放在地毯或矮柜上，但若是旅馆提供一个明显是行李车的东西，不就能引导客人将行李放在车上了吗？贺茂宗家主说，服务中就有行李代运，由店方推着行李车过来，疲劳的客人是很乐意将行李放上去的吧。至于，要怎样诱导客人做出选择，除了负责招待的使用人套问，还有更加不着痕迹的方法：行李车推来的不是一架，而是两架。其中一架上面有现在大藏书楼的照片，一架是其他照片。观察他将行李放上哪一台行李车，不就知道了，他对大藏书楼的态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