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土，一位身居洛阳，名叫左思的文豪写了一篇《三都赋》，因其文辞华美，引得时人竟相传抄，以至于洛阳的纸张供不应求，价格为之疯涨。于是就有了“洛阳纸贵”这个唐土成语，用以形容文章著作意蕴长远，流传甚广。不过，左思是魏晋时人，那时造纸技术尚不发达。若是换到今日，就算他的《三都赋》依然有那般引人痴迷的魔力，人们也无非是拿着随处可见的A4复印纸，到有影印设备的地方复印一张罢了。换言之，现在造纸技术的发达和复印设备的普及，使得文字已经不再能让作为原材料的纸张产生供不应求的情况了。
之所以记下这么一段唐土成语的来历，乃是缘于我正在和友人探讨“书本为何卖价越来越高”这个问题，为了支持我的观点，我便举了这样一个故事作为例证。我的观点是，现在的书本卖价，若不是像辞典那般为之专门制作特定配方的纸张，仅用常见制式书页纸的话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再说装帧，若不是请大手笔设计或是用些罕见的素材，这一部分的成本也高不到哪里去。所以我认为，现在的书价走高，缘于占文字群体大半的浮夸写手哗众取宠，给自己那丢人现眼的文字披一张华丽的外皮。真正当得起售价的文字，在现今的书中显得凤毛麟角。在二十年前走进书店，书籍满目皆能勾起我购买的欲望；但在现今走进书店，淘一本好书可以说千难万难。换言之，除非是走进藏书家的宝库，又或是走进“彼布利亚（Bibliophilia）”的书斋，否则，单是“书山”并无让人攀登的欲望。
然而，我却在永仓家那个凹角小破屋里，感受到了不寻常的气息——这里堆着许多新书，虽然我没法透过老旧的窗玻璃看清这些书到底是什么，但这种陌生感也给了我从另一个方向思考的模式：我自诩是霞浦阅读经验最为丰富的那一批人，霞浦的大小书店我也都有所踏足。可以说，霞浦的哪家书店卖些什么书，有哪些“镇店”的宝贝，我多少都清楚，但这些书籍却不能让我第一时间产生“它们是什么门类的书籍”，说明这些书籍并不能勾起我的条件反应，也并不等于是哪家书店的库存。更何况，这些书籍全都有塑封和卖上券，这些设置都是新近才出现的，说明书籍都是近些年的出版物。再回想起我和友人探讨“书本卖价为何越来越高”时自己的观点，我认为，这些书本未必就是什么有阅读价值的玩意。
但事实依然不能就此断言。因为我在思考这起围绕大藏书楼而起的纷争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和朋友们的日常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我的友人，家中经营书店“思贤堂”的江之岛桐华同学曾对我抱怨，说近来的流行读物不知是受了什么冲击，销量滑落得很厉害。
书店“思贤堂”虽然取了个有些古雅意蕴的名字，但经营策略却不比连锁式的晴风堂，它只是本地独此一家的小本书店，到伊奈川开起分店还是后话。思贤堂的书主要面向“有时间读书”的青少年，多数书架上摆的都是青少年读物、青春系小说，以及课外练习和考试模拟一类。并且在本地深耕多年之后，书店与读者双方都建立了“互适”的关系，也就是书店的经营范围逐渐吸引着喜好这一块的人成为拥趸；而书店本身也根据读者实际的购买数据调整着进货方案。所以，在这种模式持续了较长时间后，陡然出现的大幅度销量下滑就显得有些异常了。
能够为这种异常提供解释的原因有这样一些：有可能是有竞争对手来到当地落脚，用更高的质量、更好的区位、更便宜的价格等等竞争优势打败了思贤堂；有可能是作为读者群主体的青少年学生在学校被下了诸如“必须去指定书店购买教辅材料”等带有“肥水不流外人田”性质的命令；也有可能是书本质量本身出现了大幅度滑落，例如流行读物的作者忽然爆出丑闻，或是教辅书籍的印刷厂将一批错版投放在这里。凡此种种原因，是我在听到江之岛同学的抱怨之后，所能想到的诸般“尽可能合理”的解释，但都被江之岛同学否定了。
我们都是霞浦本地人，知道市里没有新开书店；我们也都是高中生，凭着自己的人际也能打听到并没有哪个学校下了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命令；江之岛同学自己也是个读者，店里的读物她也都会阅读，也能作出“当前流行读物，特别是连载读物，这些作者们的质量都保持在正常的波动范围内”的判断。
时间又回到了“嘉茂渊子看过永仓家凹角小屋后”的现在。在看到了这间小屋里的书籍、脑中回想起以上与江之岛同学的一段对话过后，我脑中的那个可怕的设想也就呼之欲出了：
这里存放的是规避了版权费用的盗版书籍。
我们在之前讨论过书本的费用，纸张和装帧算不上什么成本，那么费用的大半便都成为了版权人的收益。因为这一块的水分越来越大，于是盗版生意也就风生水起。试想一下，一本成本100元的书，因为收益注水卖价500元，此时有人将之盗版，就算盗版不比正版的规模化印制导致成本增加，他以300元的卖价卖150元成本的盗版书，只要书自身有需求并且盗版的质量过得去，我想，500元与300元摆在一起，没有人能抗拒这200元的利好的。
盗版书籍并不会登堂入室地进入书店。因为一旦被版权方发现并控诉，书店也同样要承担责任。我也承认，在一些唐土古籍的入手上，我也同样选择了盗版。这些书本没有海外入手方式，因此只能请一些在唐土有门路的人，在当地买一本然后翻印，将数据传回本土印制，我再这样得到翻印后的盗版。从这些经验中，我也知道要怎样和做书籍盗版生意的人牵线搭桥：在社交网络上搜寻“书籍减价特卖”的信息，找寻那些时间跨度长，减价幅度大到不合理的信息，根据留下的联络方式进行联系，并且对方提出没有实体店面，由快递进行运送的，这就可以判定为盗版。眼前的这些书籍存放在永仓家的仓库中，他们显然与这种生意脱不开干系。但我之前也说“缺乏证据”，那便是我并没有“从这家仓库里拿出一本确实属于盗版”的事实。
在这个情况下，我便请了友人来做我的帮手了。
“嘉茂同学，你是从哪里买到这本书的啊？”明石同学道。“说好大家买同样一本练习册的，你买的这本为什么这么便宜呢？”
为了最近的一次学习会，我们彼此商议买同一本练习册。不过在做题的时候，其他人却注意到我的练习册的印刷质量不高，并且页面不少地方都有发黑的印迹。翻到最后的版权页，那里写着的定价也便宜许多。众人都知道盗版生意的存在。心直口快的明石同学这样问我，分明是表明了“你为什么贪便宜买盗版”的责怪意思。
“我在路过某个地方的时候，偶然间瞥见了一处放有各种崭新书籍的仓库。”我隐去了我找到永仓家小仓库的原因，而是仅将这件事当做一起偶然发现似的讲了出来。“根据江之岛同学曾对我讲过的书籍销量突然锐减的信息，我推断这里或许便是盗版生意在这里又扎下了一条根，但手中还缺少‘确实由那个仓库拉出来的盗版书’的证据。在这个契机下，我们提议买这本练习册，正好被我用来当做这个推断的证据。”
“怎么，一本练习册还能推断出来自哪里不成？”周围的友人纷纷表示怀疑。
“这个道理其实不难，我们做个验证就能知道。”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其他人也非常乐于见证我的推测。于是，我带上了必要的工具，终止了那天学习会后本该有的“游玩会”，带着四位友人一起出了门。其实，我和她们彼此也都心知肚明：她们知道我这样安排自然别有用意，否则我这般懒人会直接在房间里就做出说明；而我带她们一道前往我曾经哨探过的地方，也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多一个人在，就少一分被人突然发难的危险。
我带着她们来到那个凹角小废屋附近，一路上也讲解着其中的道理。“练习册同样是一种商业书籍。虽然销量和流行小说相比不具有可比性，但商业书籍的包装依然是必要的。也就是说，它也有塑封和卖上券，盗版书也不例外。我把正版书与盗版练习册的塑封和卖上券也都带了出来。”
给书籍塑封，厚度小，开本大的杂志使用冷塑封，而开本小，有厚度的书籍，包括练习册则使用热塑封。热塑封的工艺是将塑封膜贴在书本两边并向中心靠拢，然后在并合缝隙加热并切除剩余部分，冷却固化后便完成了紧贴内部形状的塑封。在这个过程中，塑封膜受热软化是关键。正版出版时使用质地均匀的优质塑封膜，盗版商可不愿多花这种冤枉钱，他们直接使用最低档的塑胶膜，在热塑封机加热拉扯时，就会因为受热不均匀而在原本光滑的平面上产生拉纹，并且会保持这个形状。我拿出的盗版塑封膜，上面就有若干拉纹。
“这种劣质塑封膜在路边的店里随处可见。我买了一些，在学校的塑封机里调整温度做了几次实验，便知晓了塑封的地点。”
“为什么这就能知道呢？”
“因为有卖上券的关系。卖上券的设计是一张长方形长纸条，中间有一个半圆形的切口。这种纸张的印刷，正规出版商因为要大批量制作，会有专门的设备；而盗版商不会为此又花一笔冤枉钱，所以他们只能通过正常规格的打印后进行裁切来制作。这样一来，盗版商手中的卖上券产量很低，所以他们也必须省着用。我之前在这里看到的书就是这样：有的有塑封，有的有卖上券，可就是没两者都有的。这就是问题所在。”
盗版商要将卖上券省着用，那势必是每敲定一笔生意，才制作等量的卖上券，一本的生意他们也做，那么他们势必要为我单独准备一张。卖上券都是质薄的白纸，随用随打印，定然印墨无法彻底干透。我翻开自己的盗版练习册，翻到我做了记号的，夹着卖上券的两页，上面便有若干卖上券形状的印迹。
“一本盗版书要做得像正版，总得先把印好的卖上券夹进去再塑封，塑封又会从外侧向内挤压书本，于是就留下了印迹。我在学校做实验就是为了确定这个：我用几种主流的墨粉分别打印卖上券，然后分别夹在不同的页码之间试验，你们看到这本盗版练习册满是黑迹的原因就在于此。试出对方使用的墨粉之后，我就能通过原始那张纸上的墨迹，判断他们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印好这张卖上券。因为印迹多寡终归是根据墨粉与纸张接触的时间长短决定的。一旦时间久了，墨粉和纸张都冷却凝固了，那就会产生黏连现象。”
根据纸张、卖上券与塑封，再加上盗版贩子用快递寄到父母亲所在大学的时间，我得以确定，这本盗版练习册只可能是从这个仓库的距离寄出的。一个盗版贩子接到订单，再制作、发包、运输，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个物流链条的盗版仓库，在距离上是正好就卡在这附近。
“为什么偏就是这里呢？嘉茂同学你算出的不过是半径，那也应该是一个圆啊？”
“别忘了，我还有快递单。物流查询就可以知道，它是在哪里装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