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都是一种崇高的美德，有信之人流传到后世成为美谈，背信弃义之徒则长久地背上了骂名。不过，随着时日变迁，人们的思维越发复杂，考虑问题的因素越发增多，“信义”不再是主导人行动的少数标准，人们更多地将“守信”作为行动抉择的要因之一。在一些时候，出于更切身的影响的考虑，人们做出的行动或回答和信义原则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合拍。比如说，某个福利政策的申领有名额限制，并且在方案设计上以摇号方式决定，但申请者中也有投机取巧之人，他们通过内部关系打通天线，在摇号时就能保证自己的号码中签，这显然就有失公平正义了。
不过，公平正义毕竟是广泛普适向上的观念，受到全社会的推崇。故而这些上下其手的手段并不能放在公道的阳光之下。为了防止这种串通，社会的各行各业也尝试了多种对策，其中最为有效，并且最容易推而广之的便是信用记录。起先，这个记录仅限于个别的行业，例如银行贷款没有按时归还就会被记上失信记录，这个记录会影响到以后贷款数额的上限和银行是否采取籍没抵押强制执行的判断。后来，这个做法不断被其他行业采用，并且各行各业相互交织，使基于行业的信用记录汇编成了一个基于人的信用记录。在这张网络织成之后，一旦人在一个节点上有了不良记录，其他各个节点都要受到影响。就以之前的例子来说，若是迟缴了还款，受影响的不再仅是银行业务，就连求职应聘、报销健康保险、享受免税优惠等等也都会有影响。而且，这张网络的规模随着数据的信息化越发扩大化，现在已不再仅停留于成年人的世界，甚至还向未成年人的世界进军。例如，“考试作弊”也已经被纳入了整个信用网络的失信记录条款。在报纸上不时能见到这样的新闻：一个人因为小时候的考试作弊被记录在案，长大后许多事务都受到了影响。
我虽然对以信用记录倒逼人们恪守公平正义的做法表示支持，但若是为了公平正义，却把程序和形式做得堂而皇之，繁文缛节，这又有失于“简化设计”的制度理念了。或许这句话有些难以理解，若是换个说法来阐述我的观点，那就是“用信用记录维护公平正义本身是好的，但为了维护公平正义，却给一个人增添了太多要履行的程序、步骤、手续的话，在系统的效能上难免就被拖慢了。”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慨，是缘于我在相谈屋接到的一个委托。这个委托同样是以信箱投递的方式匿名转到我手中，具体内容是这样的：
“我想倾诉我的班主任的一些事情。具体来说，我觉得他在执行学校的制度实在是有些做作。这个问题有那么些敏感度，所以我不想公开身份。具体是这么个情况：我们入学时，就被学校安排了校规讲解，这里面一大半的篇幅就是关于要守信、要诚实的内容，还着重强调了‘考试不能作弊，作弊的后果非常严重’。我也看了我们的校规，对考试作弊的处罚确实很严重。我自己也很鄙视和厌恶作弊者，这条校规的制定真是落到了我的心坎上，我是非常乐意看到这样的校规的。当时的校规讲解，我的心情是非常好的。
“然而，周围的大家也和我一样，都是崇尚信用与道义的伙伴。同样是认真学习，公平竞争，以至于校规里虽然有那条严厉的惩处措施，但更多的只是威慑，却从未有过什么执行。然而，近段时间，老师对我们‘诚信’的要求似乎却有些变本加厉。具体的表现就是在考试之前，会在课堂上重申纪律的重要性，然后让我们每个人交一份诚信考试承诺书。据我所知，我们年级，甚至学校，几年来都没有一次作弊的记录，可见我们霞浦高中的学生都是非常热爱并遵守公平信用原则的。我问了问其他班级，他们却并没有签署承诺书这么回事。或许，你们根据这个事实已经能知道我属于哪个班级，不过我不希望这件事情被公开到全校，所以也不需要你们的回信。若是你们有所行动，我应当能在以后的考试中得到答案。”
这封来信就到此为止，讲述的问题我也觉得诚然。霞浦高中的校规对考试作弊的惩处力度之大，在之前也有所叙述，考试作弊的后果相当严重；另一方面，霞浦高中是市内最好的升学学校，所招录的学生也都是向学好学，投机取巧、歪门邪道在校内根本就没有生存的土壤。换个角度讲，签署诚信考试承诺书本身的约束力是否能在校规的硬条框上再做补强？这个问题也还存疑：打定了心思作弊的话，校规尚且不顾，一纸空文的承诺书有何意义？若是不打算作弊，放着校规硬条框在，也不用承诺书这一手来画蛇添足。若是打个比方的话，校规就像是在一个站立着的人脚下周围布满了尖刺，摆明了告诉你“若是你打瞌睡摔倒，你会被狠狠扎伤”，而诚信承诺书就是“在你脚下已经满是尖刺之后，依然还要你口头保证‘我不会打瞌睡’。”这显然是多余了。在这样的判断下，我也着实认为，这位班主任老师要求班上的成员签署“考试承诺书”一事，着实有些多余。而致信相谈屋的倾诉者，也正因此而苦恼。并且，从这一问题被他认为敏感，一方面匿名投递，另一方面又不要求回答的安排可以看出，这位班主任的性格或许比较强势，而投递匿名信的同学或许在他的管理下承受着比较大的精神压力。
“奈惠，我想，甚至不用去调查诚信承诺书这件事，光凭这班主任的性格，我就大概能知道寄信人来自哪个班级了。”我向友人宇野奈惠说道。这封信，同样是她将信箱中的来信归类整理后，把认为值得认真思考和回复的信件交给我后，我才得以知晓的情况。
“是的，不过渊子你还是不希望明说吗？”
“毕竟每个人各有各的隐私观念。既然委托人选择匿名，我也干脆把这个事情匿名处理到底好了。”我道。“对了，奈惠，你对这件事的看法是怎样的呢？‘诚信承诺书’这种东西，到底有没有必要在校规已规定得如此明确的前提下存在？”
“要我说，我也觉得没有必要。”奈惠也摇了摇头。“就算是不签诚信承诺书，以霞高的文化，也不屑于去作弊啊。就算像我这样学习不好的人，考试时做不了所有的题目，也不会想着去偷看或是打小抄。”
“事出必有因。我倒是更想知道，那位班主任老师到底是出于什么考虑，才让班里的人签一份诚信承诺书。奈惠，这个承诺书你了解它的详情吗？”接下来，我向奈惠说了说我希望了解到的信息。在这些梳理的帮助下，奈惠提供了一批不错的情报。
“承诺书是由那位班主任老师拟定、印刷、分发并回收的。收发模式和进路调查表一样，学生要做的仅仅是确认这张打印纸上的文字内容，然后在签名框里写下自己的名字。若是马虎一些，连确认文字都可以省去。承诺书的内容不长，就那么几条，并且也因为班主任自己没法制定硬性的规定，只好拟些‘我承诺诚信考试……’一类的主观条款。总的来说，就是徒具形式，毫无约束力。”
“这样的话，要这个承诺书又有什么用？倘若真的作弊被抓到，校规的处置已经够受，已经在班里再也抬不起头，加上承诺书也无非是再多一条无足轻重的骂名。要我说的话，这个‘诚信承诺书’绝不是一时起意去搞的，它的背后定然还有什么别的机关，比如说班主任是个追求名利的家伙，他需要在班上搞些‘创新工作’，于是就有这么个环节。但这种工作并不能为班主任老师得分，业绩评定终究是以升学率为唯一标准的。倾诉者在信中说，班主任推行这个行动，是最近才开始的，那也谈不上是一种长期的工作，定然是有什么理由。奈惠，近来，我们学校发生了什么令人费解的事情吗？”
“费解的事情渊子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啊。”奈惠摇了摇头。“处理学校各种不可思议的见闻的人也是渊子，倘若渊子认为没有什么费解的事情，那我想也是真没有了吧。”
“我并不是指像‘校园七大不可思议’那样的费解之事，而是‘学校里有什么事情正因为找不到发起人而难堪’。为了让你好理解，我说一下我目前的想法吧：诚信考试承诺书，既然更为严苛的校规否定了它对学生诚信考试的约束作用，那么它的用意便也绝非是‘协助校规约束学生’，而是其他用途。承诺书的形式刚才你也提到，内容都是统一打印的，回收之后仅有各自学生签名的不同。班主任老师从作业本、随堂考试的试卷等地方，平日里能接触无数次自己学生书写的姓名，因而他自己也不至于要用这个手段收集姓名。但是，既然是诚信考试承诺书，它未必只会停留在‘收集与分发’的地方啊。”
“渊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考试承诺书的文本就一定是那位班主任老师拟定的吗？我想，完全也有可能是其他人拟定的。而这些签名的收集，最终也未必就是止于班主任老师的手中。”
“我还是不太明白。”
“我模拟一下这个情形：老师的职业群体也是交叉性很强的，一个学校的老师不仅仅只认识自己校内的同事，他还可能因为学习、在其他机构任职的过去等原因认识其他的同业者。比如说，有一个相熟的人这样来求恳：‘老兄，我们机构要用什么承诺书来检验办班规模，你能不能帮兄弟一把？’于是，他让自己班上的人签下这个承诺书，然后将它交给课外教育机构的相熟者。这就是他可能的目的之一。”
课外教育机构若是有规模，是跨县域连锁的话，高级管理层是无法去每个具体的网点计算到底有多少人报了这个辅导班的名的。他们想要统计生源数量，只能靠技术手段，例如上交花名册或是像这样，让各个辅导机构上交诚信考试承诺书来计算学生数额。也许，这个辅导机构并不关心是否真有这么多数目的学生，只是将它作为一个绩效标准。于是，为了投机取巧，辅导班的老师便会沟通在校内任教的关系，请这些人利用校内的关系为自己凑人头。辅导班并不看重升学率，只强调报名人数，诚信考试承诺书也只是徒具形式，却又没有道义上的错误，这着实是个不错的统计办法。然而，也正因为辅导班的这些特征，加上辅导班和学校的教师队伍又因为政策绝对没有交叉，使得相互间又有了这样的利用关系。到头来，一个本是让一个群体坚守公平正义的东西，却在另一个群体中成了不公平竞争的用具。
我着实为成人世界的这种伎俩而悲哀，然而身在高中，我却并不能说些什么。在回信中，我无奈地写道：
“同学，您好。班主任老师在班上进行的承诺书签署并没有恶意，你完全不用担心。然而，这项工作虽然在校内范围内看是有些画蛇添足，但它放在某种利益需求之下，却是必要的。若是你想知道其中原因的话，在你周围，报名了各种补习班的同学之间打听打听，若是有‘补习班的考试要签署诚信考试承诺书’的情报的话，我相信，你会得出自己的答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