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时衍与苏晚

江时衍第一次见到苏晚,是在一场葬礼上。

那是十一月,北京下着雨,殡仪馆的灰色建筑在雨幕里像一头沉默的巨兽。他站在人群的最后面,穿着一件黑色的大衣,领口竖起来,遮住了半张脸。他不认识死者——是他导师的朋友的女儿,一个二十三岁的女孩,死于车祸。导师说“你去吧,替我送个花圈”,他就去了。

花圈放在灵堂的左边,白色菊花和百合的气味混在一起,甜得发腻。他站在花圈旁边,低着头,假装在默哀。实际上他在想今天的实验数据——蛋白质印迹的条带又跑歪了,可能是凝胶浓度的问题,也可能是转膜的时候出了差错。

然后他听见了一个声音。

很轻,像风吹过空房间。不是哭声,是一种更压抑的、更用力的、像把所有的空气都压在胸腔里然后一点一点地挤出来的声音。他抬起头,顺着声音看过去,看见了苏晚。

她跪在灵堂的右侧,穿着黑色的裙子,头发披着,遮住了半张脸。她的肩膀在发抖,但她的背挺得很直,像一根被风吹弯了但没有折断的竹子。她的面前是一张照片——那个二十三岁女孩的照片,笑着的,阳光下的,活着的。

江时衍看着她的侧脸,忽然觉得心脏被什么东西攥了一下。不是疼,是一种更奇怪的、更陌生的、像某个他以为永远不会有反应的开关被按了一下。

他没有走过去。他站在那里,看着她的肩膀抖了又停、停了又抖,看着有人走过去扶她、她摇头、那个人又走开,看着她从跪变成蹲、从蹲变成坐、最后整个人蜷缩在地上,像一只被雨淋湿的鸟。

葬礼结束后,人群散了。江时衍没有走。他站在走廊的尽头,看着苏晚从灵堂里出来。她的眼睛红红的,鼻头也红红的,脸上的泪痕已经被擦干了,但眼皮还是肿的。她走路的时候有些晃,像一艘在风浪里的小船。

她经过他身边的时候,看了他一眼。就一眼。那双眼睛是深棕色的,但在殡仪馆惨白的灯光下,它们看起来像是黑色的——深不见底的、没有光的黑色。那一眼里没有好奇,没有疑问,没有任何想要跟他产生联系的意思。那只是一个人在看另一个人,看了,然后移开,然后走了。

江时衍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走廊的尽头。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手心是空的,但他觉得应该握着什么。什么东西都行。一张纸,一支笔,一朵花,一个人的手。

他什么都没有。

他没有再见过她。

他回到了实验室,回到了那些永远跑不直的条带、永远算不对的数据、永远发不了的论文。他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喝六杯咖啡,吃一顿饭,睡四个小时。他的导师说“你太拼了”,他的同学说“你疯了吧”,他说“没有,我只是在做实验”。

他没有在做实验。他在忘记。他试图忘记那双深棕色的、在惨白灯光下变成黑色的眼睛。他试图忘记那个蜷缩在地上的、像被雨淋湿的鸟一样的身影。他试图忘记那种奇怪的、像心脏被攥了一下的感觉。

他做不到。那双眼睛像一根针,扎在他的记忆里,不深不浅,不疼不痒,但拔不出来。他每次闭眼的时候都能看见它,在实验室的荧光灯下,在出租屋的黑暗中,在凌晨三点失眠的清醒里。

他开始找她。

不是那种疯狂的、满世界张贴寻人启事的找,是一种更安静的、更隐秘的、像地下河一样在地底流淌的找。他翻遍了所有关于那场车祸的新闻报道,找到了她的名字——苏晚。死者苏然的姐姐。没有更多的信息了。没有照片,没有职业,没有住址。只有一个名字,像一粒种子,落在他心里,发了芽。

他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找到了她的微博。账号已经很久没有更新了,最后一条动态是车祸前一天,只有四个字——“今天很开心”。配图是一杯奶茶,芋泥波波的,杯壁上凝着水珠,背景是模糊的,但能看出是一家奶茶店的柜台。

江时衍盯着那条微博看了很久。他想象着她发这条微博时的样子——坐在奶茶店里,捧着杯子,嘴角带着笑,也许在等妹妹,也许妹妹就坐在对面。她不知道那是最后一天,最后一条微博,最后一次说“很开心”。

他点开了她的关注列表,一个一个地看。大部分是美食博主、旅行博主、几只猫和狗。关注的人不多,一百多个。他一个一个地看,看到第九十七个的时候,停住了。

那是一个私人账号,用户名是一串乱码,头像是一张模糊的风景照。主页只有一条动态,发布于车祸后第三天——

“苏然,姐姐想你。”

没有配图,没有表情,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只有这六个字,像一把刀,扎在互联网的某个角落里,不深不浅,不疼不痒,但拔不出来。

江时衍看着那六个字,看了很久。他想起葬礼上苏晚蜷缩在地上的样子,想起她走路时摇晃的背影,想起她经过他身边时看他的那一眼。那一眼里的东西,他现在懂了。那不是冷漠,不是疏离,是一个人的所有力气都用在了不倒下上,没有多余的力气去看另一个人了。

他关掉了手机,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天花板是白色的,有一道细长的裂纹,从灯座蔓延到墙角,像一条干涸的河流。他盯着那道裂纹,想起了很多事情。想起自己为什么变成了一个只会做实验的人,想起自己为什么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喝六杯咖啡、吃一顿饭、睡四个小时。不是因为他热爱科学,是因为他也在忘记。忘记一些人,一些事,一些他不想记得但忘不掉的东西。

他也有一个再也回不来的人。他的母亲。在他十七岁那年,从医院的十二楼跳了下去。抑郁症,重度,病史七年。他父亲在他三岁的时候离开了,没有原因,没有告别,只是有一天出门上班,就再也没有回来。母亲一个人把他拉扯大,拉扯到十七岁,拉扯到再也拉不动了,就松了手。

他记得那天。放学回家,家里没有人,厨房的灶台上放着一锅没煮完的粥,米粒还是硬的,水已经烧干了,锅底烧黑了。他喊“妈”,没有人应。他找遍了所有的房间,最后在阳台上看到了她的拖鞋,粉红色的,左脚的鞋带断了,她用线缝过,针脚歪歪扭扭的。

他趴在阳台上往下看,看见了她。她躺在地上,周围围了一圈人,有人在大喊,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哭。她穿着他最喜欢的那件蓝色碎花裙子,头发散开了,铺在地上,像一朵黑色的花。他没有哭。他站在阳台上,看着下面的人群,看着救护车来了又走了,看着警察在拉警戒线,看着邻居大妈在抹眼泪。他什么都没有感觉到。没有悲伤,没有愤怒,没有恐惧。只有一种巨大的、像天空一样辽阔的空白。

从那以后,他就变成了一个只会做实验的人。因为实验不会离开,不会跳楼,不会在灶台上留一锅没煮完的粥。实验只有成功和失败,条带跑歪了可以重跑,数据算错了可以重算,论文被拒了可以重投。一切都可以重来,一切都有解决方案,一切都在他的控制之中。

除了苏晚的那双眼睛。

他又用了三个月,找到了她的地址。

不是刻意去找的。是有一天,他在超市买咖啡的时候,看见了一个人。那个人推着购物车,在蔬菜区挑番茄。她穿着一件灰色的卫衣,帽子压得很低,只露出一点点下巴。但他认出了她。不是认出了她的脸,是认出了她的背影。那种微微驼背的、肩膀内收的、像一直在抵抗什么的站姿,他在葬礼上见过。

他站在货架后面,看着她挑番茄。她挑得很慢,每一个都拿起来看看,捏一捏,闻一闻,然后放下,再拿起下一个。最后她挑了三个,放在购物车里,推着车走了。他跟在后面,保持着十步的距离。她买了牛奶、面包、鸡蛋、一盒草莓、一包纸巾。结账的时候,她掏出一张会员卡,收银员扫了一下,屏幕上的地址跳出来——翠湖花园,12栋,3单元,406。

江时衍记住了那个地址。他没有跟上去,站在超市门口,看着她推着购物车走进人群里,消失了。他站在那里,站了很久,站到手里的咖啡凉了,站到超市的灯灭了,站到保安来赶人了。

他没有去找她。他只是知道她在那里。在那个叫翠湖花园的地方,在12栋3单元406,在某个他不知道的房间里,活着。也许在煮粥,也许在看电视,也许在沙发上蜷着,也许在阳台上站着。活着。像一棵被风吹弯了但没有折断的竹子,活着。

他继续做实验。继续喝六杯咖啡,吃一顿饭,睡四个小时。继续跑歪了的条带,算错了的数据,被拒了的论文。一切照旧,一切正常,一切在他的控制之中。只是他每天回家的路上,会绕一段路,经过翠湖花园的大门。他不停下来,不往里看,只是经过。从12栋旁边的那条路走过,走三分钟,然后拐弯,回家。他知道她在上面,在406的窗户后面,在某个他看不见的地方。这就够了。

这样过了一年。有一天,他经过翠湖花园的时候,看见了大门口的一张告示。白纸黑字,贴在大门的玻璃上——“本小区12栋3单元电梯故障,正在维修,预计工期三天,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江时衍看着那张告示,忽然停下了脚步。他站在那里,看着“12栋3单元”几个字,心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406。电梯故障。她住在六楼,没有电梯。她会走楼梯。走楼梯的时候会经过三楼的拐角,那里有一扇窗户,窗户对着东边,早上会有阳光照进来。他知道,因为他看过这栋楼的建筑图纸——在得知她地址的那天晚上,他在网上搜了三个小时,把这栋楼的所有信息都翻了一遍。

他站在大门口,站了很久。然后他走进去了。

他走进12栋3单元,走楼梯,上到四楼。406的门是深棕色的,门上贴着一张福字,已经褪色了,边角卷起来。门框上挂着一串风铃,铜的,风吹过的时候会发出很轻的、很好听的声音。他站在门前,伸出手,想敲门。手悬在半空,停住了。他该说什么?我是你妹妹葬礼上站在花圈旁边的那个陌生人?我跟踪了你的微博,找到了你的地址,在超市里尾随你,在网上搜了你的楼?他放下手,转身走了。

他走到三楼拐角的时候,听见了脚步声。从上面传来的,很轻,很慢,像一个人在一步一步地数台阶。他抬起头,看见了一个人。灰色的卫衣,帽子压得很低,手里提着一个购物袋,里面装着牛奶、面包、鸡蛋、一盒草莓、一包纸巾。

苏晚。

她站在四楼的楼梯口,低头看着他。他站在三楼的拐角,抬头看着她。两个人的目光在楼梯间的灰暗光线里相遇了。

他看见了她的眼睛。深棕色的,比一年前更深的深棕色。没有了光,没有了那天在殡仪馆里看见的那一点点的、像快要熄灭的火星一样的光。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片安静的、辽阔的、没有边际的黑暗。

她没有认出他。她看了他一眼,然后低下头,继续下楼梯。经过他身边的时候,她的购物袋蹭了一下他的大衣,发出塑料袋摩擦羊毛的沙沙声。她说了声“对不起”,声音很轻,像风吹过空房间。然后她走了。

江时衍站在楼梯上,听着她的脚步声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消失在楼道的尽头。他闭上眼睛,靠在墙上,感觉到墙面的冰凉透过大衣渗进后背。他想起一年前在殡仪馆的走廊里,她经过他身边时看他的那一眼。同样的眼神,同样的背影,同样的一句“对不起”都没有。

他睁开眼睛,看着空荡荡的楼梯,做了一个决定。

他搬到了翠湖花园。12栋,3单元,503。她的楼上。

房东是个老太太,住在隔壁的502,听说他要租房,上下打量了他半天。“你做什么工作的?”

“做实验的。在研究所。”

“一个人住?”

“一个人。”

“不养宠物?不抽烟?不半夜开派对?”

“不。”

老太太把钥匙给了他。房子很小,一室一厅,家具都是旧的,沙发垫子塌了,水龙头漏水,窗户关不严实,冬天会漏风。但站在阳台上,能看见406的窗户。不是正对着,是斜下方四十五度角,能看见她阳台上的花——几盆绿萝,一盆栀子花,还有一盆不知道名字的、开着小白花的植物。

他每天早上七点出门的时候,能看见她的阳台上晾着衣服。灰色的卫衣,黑色的裤子,白色的T恤,偶尔有一件粉红色的睡衣。他每天晚上十点回家的时候,能看见她的窗户亮着灯。暖黄色的,不是很亮,像一盏小夜灯。有时候灯亮到很晚,凌晨一两点还亮着。他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上的那道裂纹,想着她在做什么。在看书?在看手机?还是在发呆?他不知道。他只是知道她在那里,在楼下的某个房间里,灯亮着,她没有睡。这就够了。

他没有去找她。他只是在楼梯间偶尔遇见她,点个头,说一声“你好”,然后各自走开。她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他为什么搬到她楼上,不知道他已经在她的生活里潜伏了一年零三个月。她只是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邻居,一个住在楼上的、沉默的、总是在七点出门十点回家的做实验的人。

这样的日子过了半年。半年里,他们说过的话不超过二十句。都是些“你好”“吃了没”“今天天气不错”之类的废话。但他记住了每一次对话的每一个细节。她说“你好”的时候,嘴角会微微上翘,不是笑,是那种习惯性的、礼貌性的、像在练习某种已经生疏的技能。她说“吃了没”的时候,眼睛会看着他的下巴,不看他的眼睛。她说“今天天气不错”的时候,会抬头看一眼天空,然后很快低下头,像怕被天空发现她在看。

他记住了这些。把它们像实验数据一样储存起来,归档,分类,标注日期和时间。他知道这是病态的,他知道一个正常人不会这样做。但他不是正常人。他是一个在十七岁那年就失去了所有正常能力的人。他不会哭,不会笑,不会跟人说话,不会在别人难过的时候说一句“没事的”。他只会做实验,只会记数据,只会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的窗户,看着灯亮了又灭了,亮了又灭了。

转折发生在一个雨夜。

那天晚上下了很大的雨,雷声大得像天在裂开。江时衍躺在床上,听着雨声,睡不着。他习惯了失眠,不觉得痛苦。他只是躺着,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纹,数着雨滴打在空调外机上的声音。

然后他听见了别的声音。

很轻,隔着楼板,几乎听不见。但他听见了。是哭声。不是嚎啕大哭,是一种压抑的、用力的、像把所有的空气都压在胸腔里然后一点一点地挤出来的声音。和一年前在殡仪馆里听见的一模一样。

他坐起来,下了床,穿上拖鞋,走到门口。他打开门,站在走廊里,听着楼下的声音。哭声从406传出来,隔着门,隔着楼板,隔着雨幕,断断续续的,像一台坏掉的收音机。他站在走廊里,站了很久。然后他走下楼梯,走到406门前。

门是关着的。风铃在雨声里轻轻地响着,铜片碰撞的声音很细碎,像有人在耳边说悄悄话。他抬起手,敲了三下。

哭声停了。安静了很久。久到他以为她不会开门了。然后门开了。

苏晚站在门口,穿着那件粉红色的睡衣,头发散着,脸上的泪痕还没干。她的眼睛红红的,鼻头也红红的,嘴唇在发抖。她看见他,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用手背擦了擦脸。

“对不起,”她说,“吵到你了。”

“没有。”他说,“我还没睡。”

沉默。雨声在两个人之间填满了所有的空隙。

“你……要进来坐坐吗?”她的声音很轻,像不确定自己说了什么。

他走进去。房间很小,和楼上的格局一样,但收拾得很干净。客厅的茶几上放着一杯凉了的茶,旁边是一包纸巾,纸巾揉成了一团一团的,散落了一地。沙发上有一条毯子,皱巴巴的,像是有人刚刚从上面爬起来。

她给他倒了一杯水,放在茶几上。她坐在沙发的另一头,抱着一个抱枕,把下巴搁在抱枕上,看着窗外的雨。

“今天是苏然的生日。”她忽然说。

江时衍没有说话。他知道苏然是她的妹妹。他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他什么都知道。

“她要是还活着,今天二十四了。”她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说一件很久远的事,“我给她买了一个蛋糕,草莓味的,她最喜欢草莓。放在冰箱里,没吃。”

她停了一下,抱枕被她抱得更紧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每年都是这样。她的生日,她的忌日,清明节,中秋节,过年。每一个日子都在提醒我,她不在了。我想忘掉,但忘不掉。日历会提醒我,手机会提醒我,超市里的草莓会提醒我,街上跟她差不多大的女孩会提醒我。到处都是她,到处都是提醒,到处都是——”

她没有说完。她把脸埋进抱枕里,肩膀又开始抖了。

江时衍坐在沙发的另一头,看着她,看着她的肩膀抖得像风里的树叶。他想说点什么,想说“没事的”,想说“会过去的”,想说“她在天上看着你呢,不想看到你这样”。但他知道这些都是废话。他十七岁那年,有人对他说过同样的话,他一句都没有听进去。他只记得灶台上那锅没煮完的粥,和阳台上那双鞋带断了的粉红色拖鞋。

他什么都没有说。他只是坐在那里,坐在沙发的另一头,陪着她。雨还在下,雷声还在滚,风铃还在响。她哭够了,抬起头,用袖子擦了擦脸,发现他还坐在那里,愣了一下。

“你还没走?”

“没。”

“为什么?”

他想了想。“不知道。”

她看着他,看了很久。那双深棕色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变化。不是光,是一种更微妙的、更不易察觉的、像冰面下的水流一样的东西。

“你叫什么名字?”她问。

“江时衍。”

“江时衍,”她念了一遍,像在品尝每一个字的味道,“你住在楼上?”

“嗯。”

“你搬来多久了?”

“半年。”

“半年了,我都不知道你叫什么。”

“我也不知道你叫什么。”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是他第一次看见她笑。不是礼貌性的、嘴角微微上翘的那种,是真正的、从心底涌上来的、像泉水一样的笑。很轻,很淡,像月光落在水面上,像栀子花在风里轻轻摇晃。

“我叫苏晚。”

“我知道。”他说。

说完他就后悔了。她的笑容凝固了一瞬。“你怎么知道的?”

他沉默了。他该怎么说?我在你的微博上看到的?我在你妹妹的葬礼上第一次见到你?我跟踪了你一年零九个月?他低下头,看着自己手里的水杯。水是凉的,杯壁上凝着水珠,一滴一滴的,像眼泪。

“我见过你,”他说,“在你妹妹的葬礼上。”

她没有说话。

“我站在花圈旁边。你跪在灵堂的右边。你穿着一件黑色的裙子,头发披着。你在哭,但你的背挺得很直。”

她还是没有说话。但他看见她的手在发抖,抱枕被她攥出了褶皱。

“我记住了你的眼睛。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记住了。然后我找了你的微博,找到了你的地址,搬到了你楼上。我知道这很变态,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做。但我控制不了。”

他说完了,把水杯放在茶几上,站起来,准备走。

“等一下。”她说。

他停住了。

“你妈妈呢?”她问。

他转过头,看着她。“什么?”

“你说你控制不了。一个人控制不了地去找另一个人,一定是因为他也失去了什么。你失去了谁?”

江时衍站在客厅中央,站在雨声和风铃声之间,站在她的目光和她的问题之间,站了很久。然后他坐下来,坐在沙发的另一头,告诉了她关于那锅没煮完的粥,关于那双鞋带断了的拖鞋,关于十七岁的他在阳台上往下看时那片辽阔的空白。

她说,他听。他说,她听。雨从深夜下到黎明,从黎明下到天亮。窗外的天空从黑色变成深蓝,从深蓝变成浅蓝,从浅蓝变成鱼肚白。路灯灭了,鸟开始叫了,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油条的香气飘上来,混着雨后的清新。

他们坐在沙发上,各自裹着一条毯子,中间隔着一个抱枕的距离。谁都没有睡,谁都没有说话,但谁都不觉得尴尬。那是一种很奇怪的、很陌生的、像找到了一个可以不用说话的人的感觉。

天亮了。苏晚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窗户。晨光照进来,落在她脸上,暖洋洋的。她转过头,看着他,嘴角带着笑。

“江时衍,”她说,“你想吃草莓蛋糕吗?冰箱里有一个,苏然的。我一个人吃不完。”

他站起来,走到她身边。两个人站在窗前,肩并着肩,看着窗外的城市。远处的屋顶上有几只鸽子,灰白色的,在晨光里踱步。楼下的早餐店排着队,有人在买豆浆,有人在买油条,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笑。一切都很好,很平常,很日常。

“好。”他说。

尾声

后来的日子,没有那么戏剧化。他们没有在一起,没有牵手,没有拥抱,没有说过“我喜欢你”之类的话。他们只是从陌生人变成了邻居,从邻居变成了朋友。她会在煮粥的时候多煮一碗,端到楼上给他。他会在做实验的时候多买一杯咖啡,放在她的门口。她会在阳台上养新的花,他会在楼上帮她浇水。她会在深夜里哭,他会下楼,坐在她旁边,不说话,只是陪着她。

他们都知道对方心里有一个洞,一个填不满的、永远在漏风的洞。她的洞里住着苏然,他的洞里住着妈妈。洞不会消失,不会愈合,不会在某一天突然变成一道浅浅的疤痕。它会一直在那里,在每个深夜、每个雨天、每个需要人陪的时刻,隐隐作痛。

但他们学会了在洞里种花。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像太阳一样的花,是那种小小的、安静的、不需要很多阳光也能开的花。她种的是栀子花,他种的是绿萝。栀子花在阳台上开了谢、谢了开,绿萝的藤蔓从楼上垂下来,和栀子花的枝叶缠在一起,分不清哪根是她的、哪根是他的。

有一天傍晚,他们在阳台上站着,看着夕阳。天边的云被染成了橘红色,厚厚的,像一大团棉花糖。阳光从云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城市的屋顶上画出一道一道的金线。

“江时衍,”苏晚忽然说,“你说,苏然现在在干什么?”

他想了想。“也许在看夕阳。跟你一样。”

“我妈呢?”

“也许也在看夕阳。跟你们一样。”

苏晚笑了。“她们认识吗?”

“不认识。但现在认识了。”

“你觉得她们在说什么?”

“也许在说,这两个孩子,怎么还不吃饭。”

苏晚笑出了声,笑着笑着,眼泪掉下来了。她擦了擦眼泪,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转过头,看着他。那双深棕色的眼睛里,不再是黑暗了。有一点点光,很小,很弱,像一颗在深夜里亮着的星。

“江时衍,”她说,“谢谢你搬到我楼上。”

“不用谢。”

“谢谢你在我哭的时候下来陪我。”

“不用谢。”

“谢谢你记得苏然的生日。”

他沉默了一会儿。“我记性不好。只是有些事忘不掉。”

“那就别忘。”她说,“忘不掉的事,就不要忘。带着它们,像带着一盆花。浇水,晒太阳,看着它开。它会开得很慢,很丑,花瓣歪歪扭扭的,但它会开。”

江时衍看着她,看着夕阳在她的头发上镀了一层金边,看着她的眼睛里有了一颗星。他忽然想起了十七岁那年,站在阳台上往下看的那片辽阔的空白。那片空白很大,大到可以装下整个天空。但他现在知道,空白不是空的。空白里可以种花,可以养绿萝,可以等一个人从楼下走上来,敲三下门,说“我煮了粥,多了一碗”。

他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很小,很凉,像冬天里的河水。他的手很大,很暖,像刚出锅的粥。凉和热贴在一起,空白和花贴在一起,他和她贴在一起。

夕阳落下去了。城市的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橘黄色的,像一条光的河流。他们站在阳台上,手牵着手,看着河流从脚下流过,流向远方,流向黑夜,流向所有他们不知道的地方。

“苏晚,”他说。

“嗯?”

“明天想吃什么粥?”

她想了想。“皮蛋瘦肉粥。多放点皮蛋。”

“好。”

他们转身走回屋里。窗台上的栀子花在风里轻轻摇晃,绿萝的藤蔓从楼上垂下来,在栀子花的上方停住了,像在犹豫要不要再长一寸。风铃响了,铜片碰撞的声音很轻,很好听,像有人在说悄悄话。

他说了什么?没有人听清。

但栀子花听见了,绿萝也听见了。它们缠在一起,在月光下,在城市的喧嚣中,在所有的失去和得到之间,安静地、缓慢地、不知疲倦地生长着。

(全文完)

上一章目录下一章
切换电脑版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