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窗台上有一盆茉莉。

叶子总是油绿绿的，五月开花，碎碎的白，夜里香得人睡不着。玲说这香气太霸道，像是要把整个春天都占为己有。我说那就让它占吧，春天本来也不长。

花是玲从菜市场门口的老太太那儿买的。三块钱，带个豁了口的瓦盆。她抱在胸前，坐自行车后座，一手搂我的腰，一手护着花盆。风把她头发吹起来，一下一下扫我的后背。

“老太太说这花好养，”她在风里喊，“浇浇水就行。”

“那你记得浇。”

“你浇！我老是忘。”

后来果然是我浇。每天早上舀一瓢清水，慢慢渗进土里，看水从盆底那个小孔滴出来，在窗台上溅出深色的圆点。玲要是醒得早，就趴在枕头上看，眼睛还糊着睡意，头发乱糟糟的。

“陈默，你浇花的样子像个老头。”她笑。

“那你是老太太。”

“我才不要当老太太，”她把脸埋进枕头，声音闷闷的，“老太太就不能穿花裙子了。”

那是2008年的四月。柳絮飞得满街都是，落在她头发上，像早来的雪。她教孩子们唱《春天在哪里》，回家也哼，一边炒土豆丝一边哼，油锅噼里啪啦地响，她就唱得更大声，盖过那些响声。

我们的屋子很小，二十平米，放张床就满了。衣柜是房东留下的，漆掉了大半，露出木头的原色。玲用画剩的颜料在上面画了朵云，蓝色的，歪歪扭扭。我说画得不像，她说像就像，不像就不像，云本来就没个定形。

她教音乐，一周十六节课。孩子们喜欢她，因为她不发脾气。有个小男孩总是跑调，把“春天在哪里”唱成“春天在拉里”，全班都笑，她也笑，笑完了说：“拉里是哪里？老师也想去看看。”

小男孩脸红红的，第二天带来一张自己画的画——一个歪歪扭扭的太阳，下面写着“拉里的春天”。玲把画贴在教室后面，贴得端端正正。

这些事都是她晚饭时说的。我们吃饭很简单，一荤一素，偶尔加个汤。她吃得少，挑食，青椒不吃，胡萝卜不吃，肥肉不吃。我把瘦的夹给她，自己吃肥的。她说你别老迁就我，我说没迁就，我就爱吃肥的。

骗她的。其实我也不爱吃肥肉，咽下去腻得慌。但看她吃瘦的吃得香，那腻也值得。

五月九号，星期五，她回家特别晚。天都黑了，自行车铃才响。我推开窗，看见她在楼下锁车，背影小小的，路灯把影子拉得老长。

“怎么这么晚？”

“有个孩子家长没来接，”她仰起脸，灯光在眼睛里碎成星星，“我陪他等。”

“吃饭没？”

“没。”

我下楼接她。楼梯窄，两个人要侧身过。她把手递给我，手心有汗，湿湿的。到了门口，她忽然说：“陈默，我可能不是个好老师。”

“胡说什么。”

“真的，”她低头换鞋，“我老是心软。今天那孩子说妈妈不要他了，我就陪他等，等到现在……万一是真的不要他了怎么办？”

“不会的。”

“你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这世上不应该有母亲不要自己的孩子。就像不应该有花不开春天，不应该有河不流向海。

那晚我们吃面条。我下的，清汤，卧两个荷包蛋。她吃得慢，一根一根挑。吃到一半，抬起头：“陈默，明天去买裙子吧。”

“怎么突然要买裙子？”

“下个月音乐节，我想穿新的。”她眼睛亮起来，“还要去云南呢，听说那里有会唱歌的石头，穿裙子去听，石头唱得更好听。”

我说好。其实我不信石头会唱歌，但她信，我就跟着信。人活着总要信点什么，哪怕是一块会唱歌的石头。

第二天，五月十号，天气好得不像话。天蓝得浅浅的，云白白软软，像刚弹好的棉花。我们坐公交车去商场，她靠窗坐，我把手搭在她身后的椅背上。阳光暖洋洋地照进来，把她耳朵照得透明，能看见细细的血管。

“陈默，”她忽然转过头，“等我们老了，也这样坐公交车好不好？”

“去哪儿？”

“不去哪儿，就坐着，从起点到终点，再坐回来。”

“那多无聊。”

“和你在一起就不无聊。”她说得理所当然，好像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商场里人很多。玲试了三条裙子，都不满意。第一条太紧，她说勒得喘不过气；第二条太花，“像把花园穿身上了”；第三条颜色不对，“这个蓝太假了，我要天蓝色，真的天的颜色”。

售货员脸都绿了。玲不好意思地吐吐舌头，拉我去另一家。

第四家店在中庭旁边。她一眼看中一条淡蓝色的裙子，棉布的，简单得没有任何装饰，就是一条裙子。

“这条好。”她说。

“试试？”

她点头，拿着裙子进了试衣间。我在外面的椅子上坐下，旁边有个小孩在哭，为了一只气球。我帮他捡起来，气球是红色的，映在掌心一片暖。

试衣间的门开了。玲走出来，站在镜子前。裙子不长不短，刚好到小腿；腰身收得正好，衬得她细细的。她转了个圈，裙摆扬起来，又落下。

“好看。”我说。

“真的？”

“真的。”

她在镜子前左看右看，然后皱起眉：“腰这里好像还是松了。”

我走过去，手环住她的腰。确实，布料和皮肤之间有空隙。她的体温透过薄薄的棉布传到我掌心，温热的，真实的。

“是瘦了。”

“陈老师说我瘦点好看。”

“你别听他的，”我的手紧了紧，“我就喜欢你这样。”

她耳朵红了，轻轻推我：“有人在看。”

售货员是个中年女人，抿嘴笑：“要改尺寸吗？很快，十分钟就好。”

“改吧，”玲说，“收一寸就行。”

售货员拿着裙子去了后面的工作间。我和玲在店里的椅子上坐下等。中庭的阳光从玻璃穹顶洒下来，在地上铺成一片片光斑。有清洁工在拖地，拖把划过地面，发出有规律的“唰——唰——”声。

玲靠在我肩上，闭上眼睛。我闻到她的头发香，还是茉莉味的，和我们窗台上那盆一样。我们就这样坐着，谁也没说话。时间过得很慢，慢得像能看见它的脚步。

我想起很多事。想起第一次见她，在南桥边，柳絮落在她头发上；想起她学做红烧肉，把糖炒焦了，一锅黑；想起她半夜做噩梦，往我怀里钻，说梦见我不见了；想起她给学生排练合唱，嗓子都哑了，还一句一句教。

都是小事，碎碎的，像茉莉的花瓣。当时不觉得，现在想起来，每一片都有重量。

两点二十七分。

先是声音，从脚底传来，低低的，闷闷的，像很远的地方在打雷。然后柜台上的衣架开始抖动，互相碰撞，发出“咔啦咔啦”的声音。

玲睁开眼睛：“什么声音？”

我没回答，因为地面猛地向上颠了一下。整个人被抛起来，又落下。尖叫声炸开，玻璃穹顶“咔嚓”一声裂了，裂纹像蛛网一样迅速蔓延。

“地震！”有人喊。

我抓住玲的手往外跑。地面在晃，像站在浪头上。玲的凉鞋带子断了，她踉跄一下，我弯腰把她抱起来。她很轻，可我跑不快——地面在摇晃，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

玲搂着我的脖子，脸埋在我肩窝。她的呼吸很急，热气喷在我皮肤上。我拼命往出口跑，看见前面有人已经冲出去了，看见阳光就在门外。

头顶传来撕裂的声音。我抬头，看见玻璃穹顶正在解体，大块的玻璃像慢动作一样往下掉。阳光穿过碎裂的玻璃，折射出无数道刺眼的光。

我把玲搂得更紧。距离出口还有十米，五米——

玲突然抬起头，嘴唇贴在我耳朵上。我以为她要说话，但她只是亲了一下，很轻，像花瓣落下。

然后世界塌了。

我醒来时，眼前是黑的。不是夜晚的黑，是那种没有一丝光的、纯粹的黑。耳朵里有嗡嗡的声音，像有很多蜜蜂在飞。

试着动，发现右腿被压住了。不疼，只是重，重得像已经不是自己的。玲呢？

“玲？”我的声音哑得不像自己的。

没有回答。

“玲！”我大一点声。

“嗯……”很轻，从左边传来。

我伸手摸，摸到她的胳膊，凉的。顺着往下，摸到她的手。我握住，她的手很软，但没回握。

“你怎么样？”我问。

“冷……”她说。

我想脱外套，动不了。只能把她的手握紧些，用掌心暖她。

黑暗浓得化不开。时间在这里没有意义，可能只过了一分钟，可能已经一辈子。玲的呼吸声很浅，有时几乎听不见。我每隔一会儿就叫她一声，她应得越来越慢。

“陈默……”

“我在。”

“我们……会死吗？”

“不会，”我说，“救援队马上来。”

她轻轻笑了一声，气音：“你总是……骗我……”

“这次不骗。”

她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她的手在我掌心动了动，手指摸索着，碰到我的戒指——我们在地摊上买的，十块钱一对，她非说要戴。

“陈默……”

“嗯？”

“如果……我不在了……”

“别说话，保存体力。”

“你听我说……”她喘了口气，很费力，“你要……好好的……吃饭……睡觉……别抽烟了……对身体不好……”

“我们一起出去，你监督我戒烟。”

“好……”她说，声音越来越小，“我监督你……”

她的手指松了。我握紧她的手，一遍遍喊她的名字。开始很大声，后来没力气了，就小声喊；再后来只能嘴唇动，发不出声音。

黑暗中，我看见一些光点。起初以为是幻觉，后来发现是真的——是碎玻璃折射的光，不知从哪里透进来的，星星点点，像夜里偷跑出来的星星。

我就看着那些光点，握着她越来越凉的手。

不知道过了多久，有声音靠近。敲击声，人声，还有机械的声音。我捡起一块碎砖，敲旁边的水泥板。

敲三下，停，再敲三下。

光突然刺进来。我闭上眼睛，再睁开，看见一张满是灰尘的脸。

“这里有人！两个！”

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把压在上面的东西移开。我的右腿已经没知觉了，他们用担架把我抬出去时，我看见玲就在旁边。她闭着眼睛，脸上很干净，只有额角有一小块擦伤。蓝裙子也还整齐，只是沾了些灰。

我想伸手碰她，但胳膊抬不起来。只能看着，看着她被抬上另一副担架，盖上白布。

外面天是亮的。我眯起眼睛，看见很多人在跑，很多车，很多声音。但所有这些都像隔了一层玻璃，模糊，遥远。

在医院，医生告诉我右腿骨折，肋骨断了两根。“要住院，”他说，“至少两个月。”

我问他玲呢。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先顾好自己。”

我知道答案了。

后来玲的父母来了。她母亲一见我就瘫倒了，不是晕倒，是腿软，整个人滑到地上。她父亲扶着她，眼睛红得厉害，但没哭。他把一袋荔枝放在我床头：“玲玲最爱吃的……本来想今天给她……”

我盯着那袋荔枝，绿色的壳，还带着叶子。

“叔叔，阿姨，”我说，“对不起。”

她母亲摇头，想说话，但发不出声，只是摇头，不停地摇头。

葬礼我没能去。玲的母亲后来告诉我，他们给她穿了那条蓝裙子，腰身改好了，很合身。项链也戴上了，玻璃坠子在她胸前。

“她看起来就像睡着了。”玲的母亲说。

我在医院住了两个月。出院那天，拄着拐杖去商场废墟。那里已经围起来了，有机械在清理。我站在警戒线外看了很久。

回到我们租的房子，推开门，一切都没变。沙发上玲做的套子，窗台上的茉莉——居然还活着。我接了水浇花，然后坐在沙发上，坐了一下午。

晚上我做饭，煎了两个蛋。煎得不好，一个破了，流了满锅的蛋黄。玲在的话，会说“陈默你真笨”，然后自己重新煎。

但她不在了。

现在十五年过去了。茉莉花我还在养，每年五月开花，夜里香得人睡不着。我学会了煎蛋，蛋黄刚好凝固，边缘焦脆。学会了修水管，换灯泡，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

只是有时候，深夜里，会突然醒来，觉得身边应该还有一个人。会伸手去摸，摸到冰凉的床单。会坐起来，在黑暗里发呆，直到天亮。

玲的父母我每年都去看。一开始他们见我就哭，后来不哭了，只是拉着我的手，说“孩子，你要好好的”。再后来，他们开始给我介绍女孩子，我说不用了，真的不用了。

不是忠贞，不是承诺。只是觉得，心里那块地方已经满了，装不下别人了。就像那盆茉莉，根已经长满了整个花盆，再栽别的花，也活不了。

去年春天，我路过小学，听见孩子们在唱歌。还是《春天在哪里》，调子还是歪歪扭扭的。我站在围墙外听完，太阳正落山，把天空染成橘红色。

回家路上买了条鱼，清蒸。一个人吃有点多，但还是吃完了。洗碗时想起玲总说洗碗伤手，要我戴手套。我从来不听，现在手确实糙了。

镜子里的男人我不太认识。头发白了，眼角有皱纹，背有点驼。只有眼睛还是亮的，像里面还装着那个春天。

夜深时，我会泡一杯茶，坐在窗前。青城山在远处，黑黝黝的轮廓。风从山那边吹过来，经过石缝，发出呜呜的声音。

玲说石头会唱歌。我想听出来那是什么歌，可是听不出来。只有风，只是风。

茶凉了，我端起喝一口。苦的，涩的，然后回甘。

就像记忆。苦的，涩的，然后——如果你足够耐心——会有一点点甜。

只是那甜太淡了，淡得像从来没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