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王佳明，东方帝国察哈尔省出生，我是一个投机者，君圣（朱怡宁父亲年号）十二年出生，那时候帝国还是君主独裁，我三岁时识字，十岁上了小学，十三岁我上了初中，人生到这里出现了转机，君圣驾崩，永宁元年，我遇上了改革，从察哈尔中学退学，我走上了去往顺天的道路。
那一天，顺天城外的风沙刮得人脸生疼。我背着破布包袱，挤在衣衫褴褛的人群里，望着远处工地上高耸的旗杆——日月旗在漫天黄尘中猎猎作响。扩音喇叭里传出官员嘶哑的动员声：“……帝国铁路，利国利民！包吃住，日结工钱！建成之日，便是帝国腾飞之时！”周围多是和我一样的农民、流民，眼里混着茫然与渴求。我攥紧了怀里那本翻烂了的《格致入门》——这是我从察哈尔中学退学时，唯一带走的“宝贝”。铁路？我在课本插图上见过，南帝国那种冒着白烟的铁龙，能日行千里。可我更在意的是告示末尾那行小字：“招募测绘、算学、机械辅助学徒，需识字，经考核可转正为帝国工部吏员。”
吏员。这两个字像火炭一样烫着我的心。我家三代佃农，父亲最大的愿望就是我能识几个字，不再看地主账房的脸色。现在，机会就在眼前。
我挤到报名处，摊开那本《格致入门》，指着上面的几何图形和算学公式，对那个戴着眼镜、满脸不耐烦的书记员说：“我懂这个。还会用算盘，会看简单的工程图。”
书记员抬起眼皮打量我，十六岁的少年，瘦得像根麻秆，但眼神亮得吓人。他抽出一张纸：“把这段文字念了，再把这道题算了。”
是《帝国土地法》的节选和一道勾股定理的应用题。我念得磕绊但没错字，算题时手指在虚空比划，最终给出了正确答案。书记员终于露出一丝讶异，在名册上写下“王佳明，察哈尔，暂录为测绘学徒，试用期三月”。
就这样，我成了帝国“北直隶—漠南”铁路线万千筑路工中的一员，却又是最特殊的那一拨。白天，我跟在南方聘来的工程师后面，扛着标尺、罗盘，在荒野里丈量土地，记录数据。晚上，缩在漏风的工棚里，就着油灯啃食借来的工程手册，把生涩的术语和图纸一点点嚼烂。南方的工程师起初瞧不上我这个北方“泥腿子”，但看我算数据快、测量准，又肯钻，渐渐也肯多指点两句。
真正的转机发生在开工两个月后。一段计划中的路基总是沉降，换了两种夯实法子都不见好。南方的工程师挠着头，说是地下可能有暗河或软土层。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在察哈尔，老人说过一种用石灰混合黏土夯实地基的土法子。我大着胆子，结合工程手册上的土力学原理，画了一张改良的“分层灰土夯实地基”示意图，战战兢兢地交给了工段长。
工段长是个严肃的中年人，他盯着我那稚嫩却条理清晰的草图看了半天，又找来南方工程师商议。最终决定在我标记的区段小范围试验。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地基稳固了，成本还比原方案低。
那天，工段长拍着我的肩膀，对众人说：“看到了吗？这就是新政要的‘不拘一格’！王佳明，从今天起，你转正为工程助理，专司土方与地基技术支持。好好干！”
掌声稀稀拉拉，更多的是羡慕和嫉妒的目光。但我不在乎。我摸到了怀里的《格致入门》，书页已被汗水浸得发软。我知道，我推开了一扇门，门后是一条父亲做梦都不敢想的路。
铁路一寸寸向北方延伸，如同帝国新政的触角，倔强地刺入古老而顽固的土地。而我，王佳明，一个察哈尔的辍学生，正沿着这条钢铁的脉络，笨拙却坚定地，走向一个模糊却充满可能的未来。风沙依旧，但顺天的方向，似乎有光。
夕阳把测量标杆的影子拉得很长。我直起酸痛的腰，望向铁路延伸的北方——那里是故乡察哈尔的方向。手里的测绘簿密密麻麻记满了数据，像某种神秘的符咒，即将把荒野变成通途。工棚里传来伙伴们粗野的说笑和锅碗碰撞声，但我的耳朵却捕捉着远处顺天城隐约的钟鸣，还有怀里那本《格致入门》书页摩擦的沙响。
风依旧凛冽，但裹挟的不再只是黄沙和绝望。我深吸一口气，空气中混合着泥土、铁锈、石灰，以及一丝难以言喻的、属于“未来”的金属气息
我叫普通人，那么种地的农家汉就应该是贫民，我听说苏维埃对农民还不错，不过帝国的土地法保障了农民，也不比苏维埃差。
而今，我半只脚迈入地府，人生真短啊，我得了艾滋病，因为一场风流，察哈尔医院，我躺在床上，我没有结婚生子，在家中我是独生子，我的父母也在去年走了，因为流感，我没有钱，没有关系，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去死。
我把我的钱，十万联邦币，捐给了孤儿院。
我想在看一眼我母亲的脸，可是没机会了。
这时王佳明拿起那把绣春刀，对着脖子比划比划，刀锋贴紧脖颈的皮肤，冰冷，带着铁锈与陈旧皮革混杂的腥气。察哈尔冬日惨白的阳光从病房肮脏的窗户透进来，恰好照亮了刀身上模糊的云纹。这是父亲留下的唯一遗物，一把不知哪代祖上也许做过锦衣卫传下来的、早已不堪用的绣春刀。他本想在顺天当个念想，现在，倒成了送自己一程最合适的“老伙计”。
艾滋病。风流。独子。父母双亡。十万联邦币捐了。所有的线头都收紧了，打成一个名为“尽头”的死结。王佳明甚至感觉不到悲伤，只有一种巨大的、空洞的疲倦，像被抽干了所有沙子的皮囊，轻飘飘地挂在病床这根枯枝上。
窗外是察哈尔灰蒙蒙的天，和记忆中离家的那个清晨并无不同。只是那时风沙里裹着“未来”的金属味，现在，只剩下消毒水和衰败的气息。
他突然想起什么，对了，绝笔诗。
作为东方人，作为读过几年书的人，他拿起钢笔，在纸上写着：
病骨支离卧寒床，
残阳如血透纱窗。
十年奔波成底事？
一朝风流赴黄粱。
父母去岁隔幽明，
独子今朝亦将亡。
绣春刀冷锈如血，
此身原是最荒唐。
曾抱格致闯天涯，
铁轨铺向帝王家。
灰土筑基固山河，
算尺量尽日月华。
新政春风吹草绿，
寒门乍暖又成霜。
十万金散孤儿院，
换得泉下见爹娘。
察哈尔风仍似刀，
顺天钟鸣已渺茫。
人间一场大梦耳，
功过何须纸半张。
唯愿后世耕种者，
不为饥寒卖儿郎。
愿我帝国土地法，
真如日月永煌煌。
诗成掷笔仰天笑，
刀锋吻颈吻冰霜。
此生如露亦如电，
且向幽冥问短长。
诗稿飘落在地，像一片枯叶。
绣春刀锋划过脖颈的瞬间，没有痛楚，只有一道冰凉的轨迹，仿佛在皮肤上书写最后一行无字的诗。
血珠渗出，很慢，起初只是细密的红点，渐渐连成一道殷红的线。
王佳明睁着眼，望着天花板上一道陈年的水渍，形状像极了他测绘过的某段铁路弯道。
呼吸变得滞重，每一次吸气都带着铁锈味——是他自己的血，还是刀上的锈？分不清了。
视野开始模糊，那片水渍晕开，化作察哈尔黄昏的风沙，风沙里浮现母亲的脸，那么清晰，又那么遥远。父亲蹲在田埂上抽烟袋，烟圈缓缓上升，融入夕阳。
他想抬手，手指动了动，终究没有力气。
十万联邦币，孤儿院的孩子们会不会用这笔钱买几本《格致入门》？
铁路该修到漠南了吧？他参与设计的那段灰土地基，会不会在某个暴雨夜塌陷？
帝国的日月旗，还在顺天城头飘吗？
黑暗温柔地漫上来。
像工棚漏雨的夜，潮湿，安静，万物归于沉寂。
最后一丝意识消散前，他仿佛听见极远处——也许是冥界，也许只是幻觉——传来缥缈的歌声，是金銮殿广场上万众齐唱的那首帝国歌：
“……日月重开，再续华章……民祚永延，与天同长……”
歌声戛然而止。
察哈尔的夕阳彻底沉入地平线。
病房里，只剩下一具逐渐冰冷的躯体，一地未干的血迹，和一张墨迹淋漓的绝笔诗。
诗稿最末，“短长”二字的墨迹被溅上的血珠染开，像两朵突兀的梅花，在惨白的纸上，红得触目惊心。
窗外，暮色四合。
北风卷起雪沫，轻轻拍打着窗棂，仿佛想窥探这场无人见证的死亡，又仿佛只是漠然地、重复着千年如一日的呼啸。
更远处，帝国新修的铁路线上，一列试运行的火车正拉响汽笛，嘶鸣声穿透旷野，惊起寒鸦无数。
钢铁的巨龙载着煤炭、货物，或许还有几个怀揣梦想的年轻人，朝着北方，朝着更寒冷的冻土，隆隆驶去。
而察哈尔这间廉价病房里的一切，很快就会被遗忘——被扫地的护工，被注销的户籍，被覆盖的雪，被奔涌向前的、名为“时代”的洪流。
只有那首诗，那些混着血与墨的字句，静静地躺在冰冷的地面上。
等待着，或许永远无人拾起。
又或许，在某个同样寒冷的未来，会被另一双眼睛看见，在另一个濒临绝望的灵魂里，激起一丝微弱而熟悉的共鸣——
关于生存，关于死亡，关于在大千世界缝隙中，一个个卑微如尘、却也曾热烈活过的生命。
夜，深了。
雪，继续下。
覆盖山河，覆盖道路，也覆盖了所有来不及言说的故事。
而历史，依旧沉默着，向前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