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也说过，诚信是社会追求的品质，既然是“追求”，那就说明我们在恪守“诚信”上往往是不尽如人意的。诚如这一判断所言，我们有时就会为了达到一些目的而说谎。说谎是为了掩盖真相，那就说明还有着“想要揭开真相”的一股力量。谎言遮盖真相有如一块有限面积的墙壁，而揭开真相的力量无孔不入，所以谎言必须不断创造复制体，将无数面这样的墙壁将真相的瓶口捂得密不透风。有道是“撒一个谎需要一个谎言，圆一个谎需要十个谎言”。知名推理小说作者之一的东野圭吾先生在他的作品中写道：为了掩盖谎言，就必须制造更大的谎言。可谓是对这一重人性的最好描述。
之所以会有这段感慨，是我在相谈屋中经常会遇到的事情：以我在相谈屋凭借所谓的“推理”思维能力，将一些原本看起来很复杂的问题理出头绪，并找出解决之道后，学校里传出了关于我的非常积极的评价。在这些风闻中，隐隐然还有些将我神化的意味：尽管我反复解释：“所谓的‘推理’思维不过是将本就存在的事理与解决办法找出来的能力。”但传闻依然将我抬高，说嘉茂渊子的推理是“化不可能为可能”的神奇。因此，寄往相谈屋的匿名信箱里的，颇有些令人无法着手去处理的来信。比如说：
“我最近的考试成绩不理想，不想和爸爸妈妈说起来。但他们会和老师沟通，知道最近有考试。我该怎么做瞒过我的爸爸妈妈？”
子女的考试成绩不理想，怕被父母知道后责骂乃至责打，因而生出“隐瞒”的想法，这是很自然的过程。因为有父母的“唯成绩论英雄”和“唯打骂为措施”这两种在现代看来非常落后的教子观念，才会造成子女产生这样的想法。唐土宋朝有位名叫袁采的人指出：人之智识固有高下，又有高下殊绝者。智力是有事实上的差距的，和智力直接挂钩的学力因此也会有高下之分。故而“唯成绩论”绝非全面评价一个人的合理方向。以我之见，对于考试的失利，父母也该采取正确的态度：分析原因，寻找对策。若真是子女做出了贪图玩乐、放纵沉溺这等隳败学业之事，责罚打骂理固宜然；但若是一时不在状态，学力天资不足等原因，父母做的更应是稳定情绪、劝导子女，或者督促学习，寻觅良辅等工作，倒不该一味地报以拳脚了。
然而，“人的全面发展”虽然早已提出，但在教育资源尚未优化的上个世纪，这个口号还只是一座空中楼阁。时至今日，教育也不再一味以提高智力为目标，而是多方面的能力统筹发展。但我们在受过教育之后，便会形成基本固化的观念，过了数十年也不易改变，也难怪父母在与子女交流的时候，两代人之间的观念代沟总是特别明显。
有了这些叙述，算是不难明白相谈屋总是收到这些匿名的要求的理由了吧？现实的学力差距与父母普遍存在的攀比、唯成绩论因素导致了“子女想撒谎瞒过父母”这一想法此起彼伏。然而，就像之前所说的“欲盖弥彰”论断一样，子女又在阅历上始终输给父母一截，各种谎言总是难以圆回来的。我就记得一个这样的例子：
临近周末的一次放学，我和奈惠难得地没有学生会的任务，本打算一起回家。在教室后方排列的储物柜中，放着我们在学校时会经常使用的物品，例如字典等工具书、不会带回家的习题集等等，但这些东西因为教学进度的变化，偶尔也需要增补变动，因而周末放学，收拾东西离开的耗时较平时更多一些。但就在我和她商量着周末要不要一起出门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长桥老师却突然出现在门口，带着不愉快的表情看着我们的方向，然后把奈惠叫出了门。
我也清楚她被长桥老师叫走的原因：她因为之前考试的不理想，长桥老师要找她去职员室挨训。她的东西还没有收拾完，我不便帮她整理私物，又不好耽误教室里做值日的同学，便自己收拾好了，先到了校门外等她。然而，我却在校门外看到了宇野奈惠的母亲，她今天正好有空，加上估摸着我们该有考试了，便到门外来“堵”一发自己的宝贝女儿。她知晓我和奈惠之间比较亲密的关系，怕我会在一旁照应，在我和她招呼、相认的时候，她便频繁暗示，让我提前回家。这样一来，我倒是非常明了她的想法，想到她接下来可能对奈惠进行的各种“物理意义的耳提面命”，我不由得暗自好笑，在晚上，我拿出手机给她发了一封邮件：
希望你没有被骂惨。
它并没有得到本该有的火速回复，反倒是第二天，奈惠把我按到墙角，用半开玩笑的哭腔对我道：“渊子，你我可是一心同体的战友，为什么你会在那种危急关头，弃我于不顾啊？”
“有吗？”我故作不知地问她，但我脸上的笑意已然掩盖不住。
“你昨天发的短信，还有你现在的偷笑分明是知道我被妈妈骂惨了吧！”她的哭腔越**感流露，竟尔似有些动了真情。“我从老师那里出来，刚出校门就看见妈妈在那里等着。我还没说话呢，她立刻就说，‘你这次考试没考好吧？’然后我就挨了一路骂，还不是渊子你告诉她的？”
“我可以发誓，我绝对没有告诉她任何关于考试的消息，并且我看到她站在那里，我也完全有理由能猜出你会遭到那样的待遇，才会在晚上估摸到差不多的时候给你发那个邮件。所谓‘知子莫如亲’，连我都能从你母亲站在那里推出你即将挨训的事实，真正的你的母亲还会推理不出来？”
“那你说是怎么推理的？”
“你的母亲知道我和你关系最密切，知道我们俩都在学生会任职，我的职务和任务都比你多，看到我出校门，就知道你绝对不可能还有什么留在学校的正当理由。她早已把我们考试的规律摸清，否则不可能今天这么突然地，没来由地就到学校门口来迎你。你走出校门时的神情是怎样的？”
“我绝对做到了一如平常，没有露出任何破绽。”
“那根本就瞒不住你的母亲。你从教学楼出来，父母对子女的观察是绝对敏感的，她能立刻发现你。你的步子哪怕和正常有一丝一毫的不一样，哪怕是‘妆出正常’，只要不是‘真正的正常’，都是会被看出来的。”
“还能这么邪乎的吗？”
“你不信吗？你看我们现在身处走廊，可以看到不少同学和老师们的步态。从他们步态的轻重缓急中，可以分辨出他们是否身有急事，是否心事重重，是上楼下楼还是楼层内行走，是否有内部矛盾需要解决等等。”
“这么神奇的吗？快讲讲！”就这样，我又成功地吊起她的好奇心，将她本欲找我算账的话锋和势头消解于无形。虽然她事后也偶有提及，但在时日的消磨之下，重新提起这个话茬无非是她想让我请客的说头罢了。不过，这段故事，也着实反映出，子女想要在父母面前隐瞒较为失败的考试成绩，需要将一切做得天衣无缝方能瞒过，而父母想要堪破子女的小秘密，可供入手的缝隙实在是太多了。
那么，我该怎样回复这封信呢？这封信同样是宇野奈惠从无数的回复中整理出的“有价值的，需要思考的问题”，我便向她问道：
“为什么要把这种问题扔给我啊？教别人怎样瞒过父母亲，这有违我们秉持公道的原则。”
奈惠并没有回答，只是用一种“饶有深意”的眼神看着我，算是对我问话的回应。原来，她在甄选送给我的回答时，已经有了“徇私情”的意思：这个问题对她有着比较现实的意义。若是我能在这个问题上给出答案，肯定也要经她的手做成回信再回给匿名信的寄来者——因为她人际广泛，能够辨认出许多人的笔迹，匿名信箱的信件交给她，认出来源的可能性也大了几分，也就相当于她拥有更多的“回信”能力。基于这一理由，若是我为这个问题给出了解答，她就能学到，然后在日后运用来糊弄她的母亲。我显然不愿意落得日后偶然相见时被不着行迹地埋怨的下场，但又要应付眼前的奈惠——她已经用眼神向我透露出“我就是要听你的回答”的意思，我要怎样去回复她呢？
“奈惠，我记得和你讲过一些‘藏木于林、藏人于群’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它的思路的核心整理出来便是：若是要让一个人在一群人内变得‘不显眼’，那么，要么让这个人变得和一群人一样；要么让一群人变得和这个人一样。由于在实际操作中，前者所需的努力远小于后者，以至于我们在碰到类似的问题时往往会直接考虑前者而忽略后者，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思维惯性，将后者直接忽视。但事实上，后面这条思路是实打实地存在的。类比到我们现在的问题上，便是‘一个人的成绩在一群人中显得畸低’。按照方才的说法，因为家长觉得‘要把这一个人的成绩提到和其他人一样高’，所以才会动怒动真，但家长是建立在‘认为其他人平均成绩比较高’的认知上才会做出这样的判断的。按照方才的思路，若是我们扭转家长的认知，说‘其他人和我的分数差不多，大家这次考试的成绩都不理想’，是不是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呢？”
“可是，分数总是看得见的啊。”奈惠果然听到我的解答便会聚精会神。这是她切身攸关的问题，那是更加的用心，并且我这个思路在执行上也不会百分百的管用，她立刻就挑了一个可能会露出破绽的环节来发问。
“这倒是不用担心。你想，家长们若是平日里不互相走动，他们能打听到其他同班同学考了多少分的机会，就只有学校举行的，家长统一到场的家长会了。家长会一个学年就一到两次，考试可远不止这个数目。家长会的那一次，把它解释成‘发挥的偶然失常’，其他的考试，不就大抵能瞒过去了吗？”
“妙哉，妙哉！”奈惠对我给出的答案很是赞同。不过，我的话头并没有收住。“尽管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但我并不是在为‘有什么瞒过家长考了差成绩这个事实’的问题做回答。这个问题，站在相谈屋的立场，我是无法给出答案的。”
“那渊子为什么要对我讲这个故事呢？”奈惠突然用“一脸无知，充满求知欲”的面孔凑近了我。我心下岂不明白她这幅神情也是装出来的呢？相谈屋的问题，但凡我进行了回答的问题，都要作为相谈屋的活动记录在案。若是这种不伦不类的问题上了记录被留存，进而被近藤前辈等人看到，我和奈惠恐怕要因为“浮浪薄行”被逐出学生会了。所以，这封没来由、不合理的匿名信，显然是她因为我之前幸灾乐祸的那个邮件觉得自己吃了亏，非得这样来诈我一手讨还回来不可。知晓她真意的我脸上遽然一红，赶紧转开道：
“还不是因为你要给这封信写回复，赶快去写啦。”
我轻轻将她一推。她就势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装模作样地拿出纸笔。作为在笔墨上浸淫日久的我，又岂能看不出她是在真写还是假写？好在，我教给她的终究是个过时的策略，因为现在通信手段的发达，家长和学校之间早已通过通信工具建立了即时、高频的联系。只要家长愿意致电了解，老师都会将子女的具体成绩和成绩整体情况进行告知。不过，这时候的奈惠，就先让她得意一阵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