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证，是国家发给外国人的出入境及暂时居留许可。在我们这个国度，如果需要办理离境、延长居留等等，都可以通过当地市役所提供的服务来办理。当然，这也需要在市役所留下记录。而在其他相关人的角度，则可以通过搜索这种记录，来推究前人当时所走过的轨迹。例如现在，我与仓木让月便拿着她的前人——仓木旭子的签证更换查询记录，在推究过去所发生的种种。
仓木旭子是曾经照顾仓木家的留学生，在她的整个留学生涯中都被赋予了这样的重任。不过，由于她的留学学业结束，她在三年前离开了仓木让月和她的两个妹妹返回了唐土。根据仓木让月的说法，显然仓木旭子是因为自己家的一个大人情才肯接下这副沉重的担子的。那么，她必然认识自己从未见过的父母。于是，找到仓木旭子，便等于是找到了父母的一条线索。而仓木旭子换发签证时留下的痕迹，就是她沿市役所渠道所留下的记录。
记录中显示，仓木旭子来到这个国度一共是六年，第四年换了一次签证。她的留学学业是在筑波大学，学期是四年加两年。从仓木让月的年龄推算下去，她今年十二三岁，她的记忆里完全是由仓木旭子照料，仓木旭子在日六年，离开三年，小孩子的记忆在三岁左右开始明晰，这样一来也能印证得上。筑波大学四年加两年的学制，可以认为是四年的大学通识教育加上两年的深造。她在这里独立生活，因为留学签证，无法从事取酬工作，她六年来的收入也只可能通过来自唐土的供给。在办理签证的延期换发手续时，需要提供自己的收入证明。市役所也留有当时仓木旭子提供的资料。按照当时她的解释，她的收入来自“唐土实家的供给”，并附上了唐土的一张证明信。
证明信用汉语写成，在右上角加盖了本国驻当地办事处印章以示有效。我仅是初通汉文，好在证明信不是什么专业文本，非常直白，我很快得以掌握它的意思。这封证明信的开具人是一对夫妻，仓木旭子是他们的女儿，他们在唐土开有一家公司，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供给女儿旅日深造期间的花费。落款签名是两个潦草的笔迹，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仓木家，得以辨认出两个姓名头两个字是“仓木”，但后两字过于飘逸而又不成章法的书写，使我难以认出这两位仓木家的人到底写的是什么。
“这么一看的话……我的爸爸妈妈其实是在唐土办了一个公司，并且照顾我们的旭子阿姨，其实是比我们还要大一些的我们的姐姐？”
“有这种可能，不过我并不认同。父母自己不照料孩子，却把孩子丢在日本，然后派自己的成年女儿来照料，我很难相信这样的安排。而且，这两个姓名在书写方式上也非常奇怪：我们的教学灌输给我们的书写习惯是假名潦草，而汉字严谨；但唐土那边却没有这样的规矩，他们书写长期习惯的汉字，会把汉字也写得潦草，不利于外人辨识。对于一个人的签名，那自是更加的熟能生巧、熟能生草了。从这里可以推断出来，开具证明的两个人绝对是更加熟悉唐土文化的人，并不是什么‘旅唐日裔’。”
仓木旭子却是一个操着地道日语的人，以至于她不像是一位留学生。在她抚养下成长起来的仓木让月与两个妹妹，话语间没让我听出半点生硬的痕迹。筑波大学也是一所对学力有一定要求，不是随便能进去的学府，仓木旭子在那里留学，还要分身照顾一户人家，她着实不像是一个单纯的“唐土留学生”。
“让月，我有一个问题。在你们的生活中，旭子阿姨以保姆的身份出现。那么她是伴随着你们整个生活，还是只在你们需要的时候出现？”
“她一直就住在我们这里。我们姐妹三人睡在房间，她睡在客厅里。”
“这可就奇怪了啊，她又要照顾你们，又要忙于她自己的功课，照理说，常住在有孩子的人家，对学习，尤其是异国语言的学习是很干扰的。你在过去的生活中，有没有见到过旭子阿姨看书学习的时候？”
“……好像也没有。”
“这就是了。它足以让我形成一个新的推测：仓木旭子是和我们一样的，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只是在户籍上事先移去了唐土。她在筑波大学修习的很有可能是诸如语言学、文字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也就是只消有在我们国度的生活经验，在这些科目上拿到学分便不是难事。也正因为是这样，她才有时间和精力来照料你们。而且，我似乎也对仓木旭子为何这样选择自己的道路有了一个猜测。”
“什么猜测？”
“她的学习能力其实并不算特别优秀。为了在考试中争取更多的政策倾斜，她顺着考试的潮流，当了一位‘考试移民’。”
在唐土，从高中到大学的统一选拔考试被社会赋予了相当大的关注和意义。唐土的各个省份在这个名为“高考”的大试场下也有不少的特殊政策使一些特殊的人才得以走上他们所希望的发展道路。例如，有一些高校能够展开自主招生选拔，通过这场预考的人能够在高考中享受额外加分；有些人长于艺术才能而见绌于一般的文化课程，这些人则通过艺考敲开艺术类高校的大门，而高考的文化成绩变得不再重要；又如一些唐土的少数民族，因为教育条件和语言转换上处于劣势，得以享受直接的加分以提升得到高等教育的机会。这些都是在高考“一般公平”的大环境下，唐土合法的“不公平”。不过，这些合法的“不公平”政策也会被一些人别有心机地利用，这些人便是“高考移民”。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唐土东部沿海省份的教育资源普遍优渥，在这些省份培育出的学生，考试竞争力必然会优于西部欠发达地区。于是，便可能有人产生这样的钻营：将自己的唐土户籍落在西部省份，却在东部发达省份接受教育，最后参加西部省份的高考并享受那里的加分、优待等政策，这便是一个典型的“高考移民”模式。当然，唐土现在也在严格管控并禁止这种投机取巧的花招，但地域有别、政策各异，终究难以杜绝“钻空子”的现象。仓木旭子很可能便是这样“钻空子”的人群之一，不过，她钻的空子不是唐土省与省之间的政策差异，而是唐土对考取本地学校与出国留学的不同政策差异。
首先，仓木旭子以交换生、留学生、或是随亲就学等手段将自己的学籍转到唐土，借此取得在唐土参与考试的资格，并且取得高考对外籍考生有利的政策。另一方面，她却在报考时选择我们国度的大学，又能避开大多数的竞争者。尽管在实现上，我不了解唐土的政策，无法得知到底有没有出台这样政策的省份，在这些省份实施这种策略又是否会得逞；但从我们现有的情报来看，至少仓木旭子本人是成功的。
“从仓木旭子回到这个国度的几年来看，她的学业是比较轻松的。一个证据便是，你的两个妹妹，必然是在她就学的过程中来到这个家庭的。你比你的两个妹妹大上六七岁，在你六七岁的时候，对当时忽然多了两个家庭成员的印象是怎样的？”
“我的妹妹好像不是我六七岁的时候来的，而是八九岁，好像是我读二年级的时候。”
“原来如此。你的两个妹妹现在也不过是读幼儿园的年纪。仓木旭子没有去过医院，那么，这两个妹妹显然是她的父母送来，而且是在过了哺乳期之后才被送来的。换句话说，这完全就是个‘甩包袱’‘撂挑子’性质的活计，也真亏你的旭子阿姨一点埋怨的话也没有，就这么把你的两个妹妹也接了下来。”
不对，作为一个自己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并且在自己留学到期后立刻离开仓木家的人来说，她对仓木家本身并不像是有多少报恩的感情，这种到期即走，完全不给年幼的仓木让月留下成长食粮，逼迫她提前走向社会换取收入的处理方式倒是更像契约式的关系。
“仓木旭子到底还是一个本地人。”在一番考虑过后，我拿出了我的结论。“至于让月你，已经不必再坚持攒钱渡海那样宏大的计划了。她在照顾你的三年过后，并不是回到唐土，而是重新在我们这个国度的某个地方，回到她正常的生活。”
“嘉茂姐姐，你能肯定吗？”
“当然。要让一切在‘事理’上说得通，只有这个解释才是你的旭子阿姨唯一可能的行动。”
如果让我用简单的话总结一下结论的话，那便是：仓木旭子是本地人，她的目的是通过暂时的国籍转换争取到更有利的加分政策，借以进入自己凭正常途径难以考入的筑波大学；而仓木让月的父母则是唐土这边做这种地下生意的掮客、中介，他们有一张表面上的身份作掩护，为仓木旭子转籍为唐土人提供帮助，但也为她施加了一个附加条件，那便是代为照料自己的子女，不仅是那时的仓木让月，还有之后又生出的两个妹妹。也正因为仓木家双亲与仓木旭子的关系是各取所需的利益交换，所以仓木旭子也只是极普通地履行约定，并且自己的学业一旦完成，立刻便终止了这份契约。
作为证据的，一方面是仓木旭子本人的行动，照料仓木家的行为处处体现着到期即止的契约精神，另一方面，则是仓木旭子本人在签证行动时的诸般纰漏。
其一，如果仓木旭子是唐土人，那么在申请旅日留学签证时，需要与签证官面谈。以她平庸的学力，筑波大学又不会将录取通知书寄往唐土，她要如何以外来人水平的日语通过签证官的面审？也只有是仓木旭子本人以日语为母语，以汉语为外语，才能以“高语言水平报考筑波大学的人文学科”的亮点得到签证官本人的认可吧。
其二，如果仓木旭子是唐土人，她的留学签证到期后，需要持护照乘上返回唐土的飞机或海轮。在这个国度，无论购买机票还是船票，都需要本人的有效证件。而护照不能用于网络购票，她必然要前往航空公司或渡轮的实体售票网点，也就是说，她必然要前往土浦或是筑波。在三年前，仓木家两个妹妹的年纪还不到幼儿园，决不能让仓木旭子有一个人前往购票的空间；若是带上两个孩子同去，往返时间也绝对超过仓木让月读小学的一个上学-放学周期。换句话说，仓木旭子若是要购买返回唐土的交通工具票据，同样只能通过市役所提供的代办手续，并且将自己的护照与签证的复印件作为记录留存在这里。在我们此次的查询中，她也没有这样一笔记录留下，说明她并未因为签证到期而使自己的居留身份非法，而是通过另一种方式重新加入了我们国度的社会生活——那便是重新入籍。
这个国度对生于此地，因为某些原因而加入过外国籍的人的重新归化是相当宽松的，甚至可以通过电话申请，由移民局的人前来当事人所在的地方验证。仓木旭子只需带上自己曾在本地居住过的证明，便可以在护照到期后直接得到重新的归化入籍许可。这种工作纯粹由移民局的人经手，不会在市役所留下记录。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我们下一步应当要怎样寻找答案——移民局能为她办理手续的地点无非是筑波大学或是霞浦仓木家中，不管是那里，都属于茨城县移民局的范围内。下一步，自然是带着仓木让月前往移民局去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