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悯的执业医师资格证考试在十月的第三个周末。

考场设在城西的职业教育中心,从第三人民医院坐地铁过去要四十分钟。

她提前一天调了班,把急诊科的排班和小陈换到了下周。

小陈在排班表上画圈的时候抬头看了她一眼,说:“你终于要去考了。”

方悯把笔插回笔筒,说了一个字:“对。”

考试当天早上,林夜在食堂碰到她。

她面前摆着一碗豆浆和两个包子,包子咬了一口放在盘子里,豆浆已经凉了。

她低着头在看手机上的题库——不是在看最后几道错题,是在反复翻她已经背会的那些,像是在确认自己真的记住了什么。

“你紧张。”林夜把托盘放在她对面。

“没有。”方悯把手机翻过去扣在桌上,“我只是不确定那道关于心肺复苏顺序的题到底选A还是C。”

“选A。先胸外按压,再开放气道,再人工呼吸。你是急诊科护士,你比我清楚。”

“我知道。我只是不确定考试的时候会不会突然忘了。”她把扣过去的手机翻回来,看了一眼,确实是A。她锁屏,把豆浆端起来一口喝完,然后站起来把椅子推进桌底,“走了。下午考完回来。”

“几点结束?”

“四点半。”

“我去接你。”

方悯看了他一眼,想说什么,最终没有说。

把帆布包挎好——那个带子断了又被她用医用胶布缠起来的旧帆布包,里面装着身份证、准考证、两支黑色签字笔、一把用了十年的老剪刀——用来剪答题卡封条的。

她走到食堂门口,回头说了一句:“不用来接。考不过我自己回来就行。”然后推门出去了。

林夜坐在食堂里把剩下的早饭吃完。

阳光从玻璃窗照进来,照在方悯剩下的那半个包子上。包子还冒着最后一点热气。

那天下午三点,第三人民医院急诊科接到一个电话。

电话是从城西职业教育中心打来的,不是考场办公室,是医务室。

值班校医姓王,声音很急,背景音里能听到有人在哭,有人在喊“让一下”,还有一个重复的、单调的撞击声——不是重物落地的声音,是有人在反复拍打桌子。

“是第三人民医院吗?我这里是城西职教中心医务室。我们考场刚才出事了。一个考生在交卷前突然昏倒了。心跳呼吸骤停。我们做了心肺复苏,做了AED除颤,大概有二十分钟——没恢复。现在你们来把她转运。”

林夜在分诊台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写交班记录。他把笔放下,问:“考生叫什么名字?”

“方悯。病历号紧急联系人填的是第三人民医院急诊科。”

电话那头还在说什么,林夜已经挂掉了。

他拿起值班室的外出急救箱,从墙上扯下车钥匙,朝急诊科后门的救护车专用通道跑过去。分诊台小陈在后面喊他“你还没到交班时间”,他听到了但没有停。救护车停在后门,驾驶员正在擦挡风玻璃上的鸟粪。林夜把钥匙扔给他,说“去城西职教中心,十分钟以内”。驾驶员看了一眼他的脸,把抹布往旁边一扔,发动了引擎。

救护车在下午三点多的城市道路上拉响警笛,穿过三个十字路口,逆行了一段公交专用道,在九分钟内到达城西职业教育中心。

教学楼门口已经停了一辆120急救中心的救护车,是现场急救的。两个急救员正推着担架从楼里出来。担架上的人盖着急救保温毯,脸上扣着球囊面罩,随行的急救员正有节奏地捏着球囊。氧气瓶上的压力表指针在绿色区间中间偏左一点,还在正常范围内,但球囊每一次挤压都带出一种很不正常的阻力——不是气道的阻力,是肺本身已经失去了弹性。

林夜跳下车,把工作证别在胸前,跑到担架旁边,掀开保温毯的一角。

方悯的脸是灰白色的。不是失血的白,不是缺氧的青紫,是那种血液还含氧、但循环已经停了的灰。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心电监护电极贴在胸前——没有心电信号,一条直线。AED电极片还在原处,一块贴在胸骨右缘锁骨下方,一块贴在左腋前线第五肋间。已经除颤过,除颤后心律依旧是直线。他伸手摸了摸她的颈动脉——没有搏动。皮肤温度偏低,但还没有到环境温度那么凉。心跳呼吸骤停发生的时间,大约在二十五到三十分钟之间。

“什么时候发现的?”他问旁边的监考老师。

“下午三点零五分。她提前交卷了,交完卷去了趟卫生间,出来的时候走得有点慢。我跟她说你脸色不好要不要去医务室,她说不碍事。然后她就扶着墙滑下去了。”监考老师是个中年女人,声音一直在发抖,但她努力把每一个细节都说清楚,“我们立刻叫了校医,校医做了心肺复苏,AED电击了一次——它是自动分析心律的,屏幕提示需要除颤。除颤后继续按压,但一直没有恢复心跳。AED没有再建议除颤。二十分钟后我们叫了120,在等120的时候一直没停按压。”

林夜从急救员手里接过球囊,开始手动通气。他挤压球囊的节奏和力度稳定到近乎机械——每分钟十次,每次潮气量约四百到五百毫升。同时他命令驾驶员把救护车后备箱门打开,准备好车载监护仪和除颤器。担架被推上救护车,车门关闭,警笛再次拉响。回程是九分钟,但这一次他没有坐在副驾驶——他跪在担架旁边,持续做胸外按压。按压力度每分钟一百到一百二十次,深度五到六厘米,每按压三十次停下来让球囊通气两次,然后继续按压。救护车在转弯的时候惯性把他的肩膀甩在车厢壁板上,他借着反弹力把身体重新压在手掌上,按压没有中断。

在距离第三人民医院还有两公里的时候,车载监护仪上的直线出现了一次波动。不是正常的心电波形,是一个孤立的、宽大的、畸形的QRS波。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三个宽大畸形的QRS波以极慢的频率依次出现,间距不等,形态怪异,像是在重新学习怎么跳的心脏正在尝试和起搏器取得同步。

“室性逸搏。”林夜把听诊器贴在方悯胸前。心音微弱,遥远,但可以听到——一声,两秒后第二声,一秒半后第三声。心率每分钟约三十次,节律不齐。但有心跳了。

救护车停在第三人民医院急诊科门口。抢救室已经准备好,值班的主治医生带着两个护士等在门口。方悯被推进抢救室,心电监护仪重新连接后显示窦性心律,每分钟九十六次,规整有力。血压一百一十到七十,血氧饱和度百分之九十九。球囊辅助通气停止后自主呼吸恢复,频率每分钟十六次,规律,深度正常。瞳孔对光反射恢复,双侧等大。她睁开眼睛,看到林夜和主治医生的脸。

“考完了。”她说。声音很小,但很清楚,“卷子交上去了。”

主治医生做了神经系统检查,格拉斯哥昏迷评分十五分,意识完全清醒。心脏彩超和头部CT在半小时内完成,所有结果全部正常。没有任何器质性病变可以解释她刚才的呼吸心跳骤停。主治医生在病历上写道:“心搏骤停原因不明,建议留院观察。”林夜签了观察同意书,把病历夹放回分诊台,然后走进观察室,在方悯床边坐下来。

“你刚才心跳停了。停了至少三十分钟。没有任何原因——心脏本身是好的,颅脑没有出血,电解质没有紊乱,没有中毒迹象,没有过敏反应。它就自己停了,然后又自己恢复了。如果不是校医坚持按压,你现在不在这里。”

方悯没有立刻回答。她闭了一会儿眼睛,然后睁开,语气很平,像在描述一个和自身无关的临床病例:“它停之前,我听到了一个声音。不是从耳朵里听到的,是从胸腔里。像是有人在用指关节敲我的心包——一下,一下,很轻。然后心就停了。在心跳停止的二十多分钟里,我感觉不到任何东西——不痛,不怕,不慌,就像被从自己的身体里推了出去。但我还在。我还醒着。我能看到你们——我看到你在救护车里,你的肩膀撞在车厢壁上,你没停。我看到主治医生把除颤器推到床边,看到护士把球囊面罩扣在我脸上。但我完全感觉不到任何情绪。不难过,不恐惧,不遗憾,甚至连‘我要死了’这个念头都没有。就是空的。像一个被删除了所有数据的硬盘。然后心恢复了。情绪也恢复了。我醒过来的时候感觉到的第一样东西是疼——胸口被你按的。然后是别的——害怕,冷,还有一件事。”

她抓住林夜的手腕,力气很大。“在心跳停止之前——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一行数字。不是幻觉。是数字。在我的视野正中央,像抬头显示器一样投影出来的。是中文小标宋字体,红色,透明度大概百分之三十,从上往下排列。上面写着:‘林夜,当前情感值:-847。方悯,当前情感值:-921。’”

她把林夜的手腕握得更紧了。

“你没有对我说过全部的实话。在夜间门诊,在第一诊室,你一共对我说过三十七句话。十七句关于规则,十三句关于治疗方案,四句关于我妈,两句关于你自己。还有一句——你在最后一章对我说的——你在天台说你也是某个编号的一部分,然后你说‘天亮了’。你没有告诉我的是,你的情感值从那间诊室开始一直在往下掉。每医好一个人,它就往下掉一点。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是因为你把所有的‘感同身受’都用在了别人身上,没有留一点给你自己。在救护车里的时候,我看着你在按压,你的脸就在我正上方,汗从你额头上滴下来,你一直在按。监护仪上出现了第一个逸搏波的时候你其实想哭,但你忍住了,你眨了两下眼睛。然后你的情感值掉到了负九百。”

林夜没有说话,低头看着被她抓住的手腕。方悯慢慢松开了手,靠回枕头上。

“那我们现在去哪。”

林夜抬头:“什么意思?”

方悯把被子拉到胸口,微微侧过头,脸侧向观察室墙壁上那块刚换过新标签的呼叫铃面板。标签上本该印着“呼叫护士”,但今晚上面暂时是一片空白。她忽然笑了一下——很淡的那种,和他第一次在夜间门诊透过传声孔看到她笑时一模一样。

“我是说——九百分的债,出去以后慢慢还。先找到那个在心跳里敲我门的人,让他把账本交出来。”

她的话音刚落,观察室的日光灯闪了一下。不是电压不稳的闪烁,是那种有节奏的、有意识的明灭,像是在用光的语言发一条摩尔斯电码。然后灯管恢复常亮。呼叫铃面板上那片空白标签,自动浮现出一行黑色宋体小字:

“情感账户已创建。开户人:林夜、方悯。当前余额——双负。请尽快充值。”

标签右下角有一个红色印章,和林夜口袋里那枚“收件”章一模一样——但这次是镜像反转的,左右颠倒。不是“收件”,是两个字:

“催收。”

方悯看着那张标签,然后拔掉手背上的留置针,把止血棉按在穿刺点上,从观察床上坐起来,双腿垂在床沿。

“走吧。”

她把帆布包从床头柜上拿起来,挎在肩上。

剪刀还在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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