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悯站在走廊里等他，手里拿着那本旧笔记本，封面上的灰已经擦干净了，露出下面原本的颜色——不是黑色，是深蓝色，和她在包裹处理中心窗口后面穿的那件制服一个颜色。

“钟恪的入院手续办完了？”她问。

“办完了。蒋主任亲自收的，他说十五年没睡过觉的病例全世界只有这一例，要写论文。”林夜把存根从口袋里抽出来看了一眼，上面印着钟恪的名字和今天的日期。名字后面跟着一串数字——住院号，他十五年前也有过一个住院号，后来被系统自动注销了。今天是新的。

方悯把笔记本翻到中间一页，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今天要办的事项。她用笔把“钟恪挂号”这一条划掉，然后在下面找到下一条——“张老师出院记录”。

“心外科现在应该查完房了，现在去正好能碰到主治。”她把笔记本合上，转身朝心外科的方向走，走了几步发现林夜没有跟上。他站在原地，头微微偏向一侧，像在听什么声音。

“怎么了？”

“你听。”

走廊里很安静。新院区的隔音比旧楼好得多，但林夜的耳朵经过三个副本的训练，已经能分辨出那些不属于正常医院背景音的声音。他听到的不是噪音，是心跳。不是他自己的，不是方悯的，不是走廊里任何一个过路人的。是从急诊科方向传来的，被两道防火门和一条长廊隔着，但穿透力极强，一下一下，像有人用指关节在敲他的胸骨内侧。

他转身朝急诊科走。方悯没有追问，把笔记本塞进帆布包，紧紧跟在他身后。

急诊科抢救室的自动门正在高频开合，每次刚关上又立刻滑开，像系统故障，又像有人在感应区不停地挥手。分诊台围了一圈人——不是病人和家属，是护士和护工，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看。抢救室的红灯亮着，但监护仪的警报声没有响。安静得不正常。

“让一下。”林夜穿过人群，推开抢救室的门。

抢救床上躺着一个人。

男性，大约五十岁，瘦得脱了相。颧骨高耸，眼眶深陷，锁骨从病号服的领口里支出来，像两根折断的衣架。头发剃得很短，头皮上有几道旧伤疤，缝合痕迹粗糙，像是很多年前用粗线缝的。他的眼睛是睁着的，盯着天花板，瞳孔散大，对光反射迟钝，但眼球还在转动——不是无意识的震颤，是有方向性的，像是在找什么东西。

监护仪显示窦性心律，每分钟一百一十次。血压九十五到六十，偏低但不至于休克。血氧饱和度百分之九十八。所有生命体征都在正常范围内，除了心率偏快。但这个人看起来像是刚从饥荒纪录片里走出来——不是生病，是被消耗。全身的脂肪和肌肉都在以一种不正常的速度被分解，皮肤松弛地挂在骨架上，用手捏起来要好一会儿才会弹回去。

林夜拿起床头挂着的病历夹。病历是新的，入院时间是今天早上，由急诊分诊台首诊。他认得小陈的笔迹——封面上写着：“患者姓名：廖国栋。性别：男。年龄：五十一岁。就诊原因：突发意识模糊，家属发现时已无法站立。既往史不详。”既往史不详。这五个字是急诊科最熟悉的陌生人。每一个被救护车从路边拉回来的人，病历上都写着既往史不详。

他刚想合上病历夹，忽然注意到一行被挤在夹缝里的小字。不是小陈写的，是另一个人的笔迹，更老练，用的术语也更生僻——“初步诊断：重度营养不良，病因待查。追问病史，家属诉患者近三个月无诱因体重下降40公斤。建议转入ICU。”

40公斤。三个月。这不是绝食能做到的。癌症晚期的恶病质也不会这么快。

“谁是家属？”林夜抬起头。

抢救床旁边站着一个年轻女人，三十出头，穿着工厂的蓝色工装，袖口沾着机油，还没来得及换。她两只手绞在一起，指节被机油染黑了，指缝里还卡着细小的金属屑。她看着林夜，嘴巴张了两次才发出声音：“我是。他是我爸。”

“你父亲三个月前体重多少？”

“八十多公斤。身体很好，在工地干活，扛水泥那种。后来有一天突然吃不下东西，带他去县医院查了，胃镜、肠镜、CT全做了，什么毛病都没有。医生说他就是想太多。但他不是想太多——他一直在做噩梦。每天晚上半夜醒过来，坐起来，眼睛睁着，叫他没反应。过一会儿又自己躺下去，早上问他，什么都不记得。三个月瘦了八十斤，皮包骨头，走不动路了。今天早上突然倒下去，我叫不醒他，就打了120。”

她说完这段话没有哭，眼睛是干的，但声音已经碎了一半。另一半在喉咙里堵着，上不来。

林夜放下病历夹，走到抢救床旁边，用听诊器放在患者的胸骨左缘。心音强而有力，规整，每一跳都像一面鼓在他耳朵里敲。正常的健康心脏不应该这么响，这个人的心脏搏动力度几乎是正常人的两倍，每一次收缩都震得听诊器的振膜嗡嗡响。但问题不是心脏在跳。问题是他听到了第二个声音。很轻的，埋在主心音后面的，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用很小的音量同步播放另一段心跳录音。频率和患者完全一致，但音色不同——一个像是敲在骨头上，一个像是敲在金属上。

方悯站在抢救床另一侧，低头看着患者胸口。病号服的纽扣没有扣好，露出锁骨下方一小截皮肤。她伸出手，轻轻把衣领拨开，然后叫了一声林夜。

锁骨下方的皮肤上有一个针眼，很老，愈合了几十年，针眼边缘的皮肤比周围白一个色号，微微凹陷，和何秀英锁骨上那个采血针留下的旧伤一模一样。是昭和年间的痕迹。

“帮我联系郑档案，”林夜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只有方悯能听到，“查一个名字。廖国栋，1945年左右出生，白雀岭附近。查他有没有在日军人体实验受害者名单里。”

方悯没有说话，转身走出抢救室。她的帆布包带子擦过门框，发出轻微的摩擦声。

林夜重新转向患者。他开始做体格检查，从头部开始，按系统逐一排查。神经系统——瞳孔对光反射迟钝，但双侧对称，排除了颅内占位的可能。颈软，无抵抗。胸部——心音如前所述，双肺呼吸音清。腹部——舟状腹，腹壁松弛，没有压痛，没有反跳痛。四肢——肌肉重度萎缩，肌力四级，双侧对称。皮肤——干燥，弹性差，但没有黄疸，没有皮疹，没有出血点。锁骨下方的旧针眼除外。

然后是下肢。他把病号服的裤腿卷上去，检查下肢是否有水肿——没有。但当他卷到右小腿的时候，手指摸到了一个凹陷。不是水肿的凹陷，是皮下的一个硬结，大约蚕豆大小，形状不规则。他把裤腿再往上卷，小腿中段，又一个硬结。大腿内侧，又一个。三个硬结分布在小腿和大腿的不同位置，皮肤表面没有异常颜色，用手按压时可以轻微滑动，质地偏硬，边缘光滑。

他的手指在第三个硬结上停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把床边的便携式超声机拉过来，在探头上挤了耦合剂，对准右小腿那个硬结。

超声屏幕上出现了一个高回声团块，边缘清晰，内部结构均匀。尺寸不大，位置浅表。

不是淋巴结，不是脂肪瘤，不是血肿。是植入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