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悯站在何志明旁边,用手电筒照着货架最深处。那里还有一个罐子,放在最后一排货架的最底层,比其他罐子都小,标签上写着的不是编号,而是一行樱花国文:

“試作第一号。不滅心。1945年3月。森田。”

“原始供体。”方悯蹲下来,看着那个罐子。

它和其他罐子不一样——不是粗陶的,是不锈钢材质的,外壳上刻满了密密麻麻的樱花国文实验记录,和林夜父亲胸腔里那颗心脏表面刻着的文字属于同一类笔迹。

这个罐子的搏动没有停。

它还在跳。

不管那场战争在四十七颗大夏国心脏里是否已经结束,它的战争还没有。

方悯伸手把罐子抱了起来。不锈钢外壳冰凉刺骨,但她没有松手。她把它抱在怀里,站起来,转身朝向洞口的方向。

“这个我要带回去。樱花国军医欠它的债,樱花国人欠大夏国的债,不是我们说‘战争结束了’就能消掉的。

它的执念是不息——不息,就是还要等一个交代。”

林夜伸出手,和方悯一起托住了罐子底部。透过不锈钢薄壳,能感觉到一颗心脏还在独自跳动——不知道自己是受害者,还是罪证,只知道该等的那个人始终没有回来。

罐子外面写着的编号是:“試作第一号”。下面还有一行很小很小的字,不是樱花国文,是歪歪扭扭的繁体中文,应该是当时的大夏国受害者被强制按在实验台上之前用手指蘸着自己的血写在罐子底部的:

“告诉后来人,我叫刘永福。”

然后他们开始往洞外走。何志明被方悯搀扶着站起来,双腿软得像初生的小鹿,每一步都依靠扶手和她的肩膀。当他们陆续从竖井的铁梯攀回地面时,天已经大亮。银杏树在正午的阳光下投出浓密的阴影,树根旁边坐着何秀英,她还保持着林夜下去时的姿势,背靠着树干,眼睛闭着,像是晒着太阳睡着了。

何志明走到她面前,双膝一软跪了下去,膝盖磕在树根上。老人睁开眼睛,看到面前这个头发蓬乱、瘦骨嶙峋的中年男人,愣了很久很久。然后她伸出枯瘦的手,摸了摸他的脸,从眉骨摸到颧骨,从颧骨摸到下巴,像是在用手指辨认一个已经变了太多但终究不会认错的人。

“明明。”

“奶奶。”

何秀英把他拉进怀里,用力抱紧。她的手臂太细了,抱不住一个成年男人宽阔的肩膀,但她还是用力抱着,像抱着那个二十三岁出门送信就再也没有回来的孙子。泪水沿着她脸上的皱纹流下来,滴在何志明肩上那件褪色的中山装上。

方悯抱着不锈钢罐子站在银杏树下,看着这一幕,没有说话。她把罐子放在树根旁边,腾出手从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那个标本袋,里面装着半块发霉的饼干。她把饼干放在银杏树下的石板上,压了一块小石子,然后对何志明说:“陈穗每年都去公墓看你妹妹。你妹妹叫秦穗。你妈已经不哭了。你可以回家了。”

她说完这些,重新抱起不锈钢罐子,转过身朝向下山的路。

林夜站在银杏树下,从口袋里拿出父亲的处方笺和那片银杏叶,把它们叠在一起,放进最靠近树根的那个空陶罐里。陶罐早已裂开,泥土和落叶填满了大半,他把处方笺和叶子放进去,然后盖上几片刚落下的叶子,算是封口。他站起来,和方悯并肩走下山。

下山的路比上山短,阳光一路追在他们身后。林夜走在白雀村那条土路上,拨通了一个电话。不是打给档案室,不是打给急诊科,是打给林远舟。电话响了很久,然后接通了。他没有说细节,只说了一句:“爸,防空洞里有四十七颗不息心。都是大夏国人的。其中一颗是不息心原始供体——就是我们科室档案里编号000的那颗。现在我带回来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林远舟的声音传过来,很平静:“四十七个大夏国人,一颗原始供体。这些心脏还在跳吗?”

“大部分停了。有一颗没有停。樱花国人留下的——試作第一号。它还在等。”

林远舟停了一下,然后说:“你记不记得,不息心原始供体记录上,写着一个大夏国受害者的名字?”

“刘永福。”

“他还有后人吗?”

“档案里没写。但罐子上是他自己用血写的。”

电话那头再次沉默。这一次沉默比前两次更长。然后林远舟说:“带它回来。我们欠他一个交代。”

“我们?”

“大夏国人。”

林夜把电话挂断,放进口袋。口袋里还有一枚章、一把钥匙、一片银杏叶。章是“收件”的章,钥匙是旧楼地下三层的钥匙,叶子是白雀岭的银杏。他把三样东西都摸了一遍,然后加快脚步,追上方悯。

白雀村村口的界碑上,正面是“白雀村”,背面是樱花国军当年刻的“同仁会防疫给水部·第三分室附属实验区”。何秀英站在界碑旁,手里拿着一把锤子和一把凿子。她用凿子对着那块樱花国文刻字,一锤一锤地敲下去。老人力气不大,每一锤都很轻,但每一锤都很准。石屑飞溅,樱花国文字符一个接一个被凿掉。

“我早就想这么干了,”她头也不抬地说,“以前不凿,是因为事情还没完。现在事情完了。”

林夜和方悯站在一旁等着。方悯抱着那个不锈钢罐子,林夜扶着何志明。何秀英把最后一行樱花国文也凿干净了,然后把锤子和凿子放在界碑旁边,对着阳光眯起眼睛检查了一遍。花岗岩上只剩下一片干净的凹痕,像是那行字从来没有存在过。

“你们回去吧,”何秀英转过身,看着林夜和方悯,又看着自己的孙子,“我也回家。”

她牵着何志明的手,往村子里走。

何志明走得很慢,双腿还没完全恢复力气,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在。

祖孙俩的身影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在土坯房的拐角处。

村子里那只高音喇叭还挂在电线杆上,锈迹斑斑,早就不能响了。

但它下面那面褪色的红旗还在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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