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天里，没有人来看她。

没有人来打她，没有人来问她话，也没有人来侵犯她。

每天三餐有人放在门口，敲三下门。

她吃完后把空碗放回门口，下次送饭的人会收走。

窗外的光线从白天变成黑夜，再从黑夜变成白天。

她能听到远处的操练声、口令声、卡车发动的声音。

偶尔有士兵从窗下走过，说笑，抽烟，撒尿。没有人往窗户里多看一眼。

第三天夜里，她听到了埃齐奥的声音。

不是对着她说的。

是隔着墙传来的，在隔壁的房间里。

他在跟什么人说话，声音很低，她听不清内容，只能听到那个低沉的、熟悉的嗓音，像远处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

那个声音持续了大概十分钟，然后停了。

塔利娅把耳朵贴在墙壁上，听到了脚步声——不是离开，而是走近。走到她这扇门的门口，停下了。

然后她听到了他的呼吸声。

隔着那扇实木的门，他的呼吸声粗重而缓慢，像一个刚从噩梦中醒来的人。

她以为他会开门。

但他没有。

脚步声重新响起来，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走廊尽头。

塔利娅靠在墙上，闭上了眼睛。

第四天晚上，机会来了。

墨西拿的夏天多雷雨。

那天傍晚，天空突然暗了下来。

然后是第一声雷，从海峡那边滚过来，震得窗户的铁栏杆嗡嗡响。

雨跟着就来了，不是淅淅沥沥的雨，而是铺天盖地的暴雨，像有人把整个海峡的水都倒在了这座城市上。

看守她的那个年轻士兵跑到走廊里去躲雨，把门锁顺手挂在了门闩上——没有扣死，只是挂着。

塔利娅听到了那个声音。

她把那条粗布裙子的下摆撕下来一条，拧成绳子，从窗户铁栏杆的缝隙里伸出去，套住了门外的锁。

她试了三次。

前两次布条滑脱了，第三次她打了个结，慢慢地把锁从门闩上提了起来。

锁掉在地上的声音被一声炸雷盖住了。

她推开门，赤脚踩在湿漉漉的走廊上。

雨水从屋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汇成一条小溪。

她沿着走廊摸到了后门——没有锁，只有一根木栓。

她拔掉木栓。

暴雨像一面墙一样撞在她脸上。

塔利娅冲进了雨里。

宪兵队营地的后墙不高，墙头上插着碎玻璃。

她记得老修女说过，墨西拿的城墙是腓特烈二世建的，碎玻璃是后来加上去的。

她脱下那件粗布上衣，裹在手上，抓住墙头翻了过去。

碎玻璃割穿了布料，割进了她的手掌，血混着雨水从指缝里流下来。

她没有停。

墙外面是一条通向海边的下坡路。

雨水从路上冲下来，汇成一条浑浊的河流。

塔利娅赤着脚，踩着泥水和碎石子，沿着那条路往下跑。

身后没有追兵。

塔利娅跑到了海边。

墨西拿的港口在暴雨中变成了一片模糊的黑色。

渔船和货船在码头上挤成一团，桅杆在风雨中剧烈地摇晃，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

她钻进了一艘渔船的船舱，蜷缩在成堆的渔网和空木桶之间。

船舱里有一股死鱼和柴油的味道，很冷，很湿。

她抱着膝盖，手掌上的伤口还在流血，雨水和血水混在一起，滴在木地板上。

船在摇晃。雨在砸着甲板。

塔利娅闭上了眼睛。

她没有哭。

她没有去想埃齐奥的脸，没有去想广场上那些目光，没有去想那两具尸体和那把沾血的枪。她什么都没有想。

她只是在摇晃的船舱里，听着雨声，慢慢地、不可抗拒地，陷入了黑暗。

船在第二天清晨靠了岸。

维托·格雷科船长掀开船舱的油布时，差点被那个蜷缩在渔网堆里的东西绊倒。

他低头一看，是一个女孩。

浑身湿透，粗布衣服上全是泥和暗红色的血渍，头发乱七八糟地贴在脸上，露出一小片苍白的额头和一双紧闭的眼睛。

他骂了一句西西里脏话，用脚尖轻轻碰了碰她的肩膀。

塔利娅猛地睁开了眼睛。

“别怕别怕别怕——”老船长连说了三个“别怕”，后退了两步，两只布满老茧的手掌朝上摊开，做出一个“我没有武器”的手势，“我没恶意——”

塔利娅的眼睛快速扫视着周围——船舱、渔网、木桶、从舱口漏进来的晨光。

她认出了自己身在何处，也认出了面前这个老人。六十多岁，矮胖，下巴上那撮花白的山羊胡在晨风中微微颤抖，一双灰蓝色的眼睛里没有恶意，只有好奇和一丝说不清的心疼。

她慢慢放松了紧绷的肩背。

“有水吗？”她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喉咙里像塞了一团干棉花。

老船长转身从驾驶舱里拿来一个陶罐和一个木杯，倒了半杯水递给她。

塔利娅接过来一饮而尽，水从嘴角溢出来，顺着下巴滴在锁骨上。

她喝得太急，呛了一下，咳嗽了好几声。

“慢慢喝，没人跟你抢。”老船长又倒了半杯。

这次她喝得慢了一些。

她用手背擦了擦嘴，把杯子还给他，说了句“谢谢”。

“你叫什么名字？从哪来的？”老船长问。

“塔利娅。从墨西拿来。”

老船长的眉毛抬了一下。

墨西拿。西西里岛的东北角，离那不勒斯隔着整个第勒尼安海。

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独自一人，浑身是伤，藏在渔船的船舱里漂洋过海——他没问发生了什么。

在这片海上讨生活五十年，他见过太多不该问的事。

“你要去哪？”

“那不勒斯。”

老船长看了她一眼，点了点头，什么都没说。

他转身走上甲板，从驾驶舱里拿出一块硬面包、半块咸鱼和一个橘子，放在船舱入口的台阶上。

“那不勒斯到了。”他说。

塔利娅爬出船舱，阳光像一把刀子一样刺进她的眼睛。

她眨了眨眼，看到了那不勒斯的港口——比墨西拿大十倍，密密麻麻的船只像一群挤在一起的沙丁鱼，桅杆如林，旗帜在晨风中猎猎作响。

远处是依山而建的房屋，从海边一直铺到山顶，白色的、黄色的、粉色的墙壁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一幅巨大的、杂乱无章的马赛克拼图。

空气中弥漫着海水的咸味、柴油的臭味、烤面包的香味，以及这座港口城市特有的、混杂着贫穷与繁华的喧闹声。

塔利娅站在甲板上，赤着脚，穿着那件又大又破的粗布衣服，手里攥着老船长给的面包和咸鱼，看着这座陌生的城市。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那不勒斯。

也许是地图上它离西西里最近，也许是埃齐奥提过这个名字，也许只是她爬上的那艘渔船恰好开往这里。

但原因已经不重要了。

她来了。

“丫头。”老船长在身后叫了她一声。

塔利娅转过身。

老船长从口袋里摸出几张皱巴巴的里拉，数了数，抽出两张递给她。

钱不多，大概够吃几顿面包。

“拿着。”

塔利娅看着那两张纸币，没有接。

“拿着。”老船长把钱塞进她手里，粗糙的手指碰了碰她的掌心，触到了她被碎玻璃割破的伤口。

他皱了皱眉，从驾驶舱里翻出一卷脏兮兮的纱布和一瓶碘酒，一起塞给了她。“港口这边骗子多，小偷多，皮条客更多。一个女孩，要小心点。”

塔利娅把钱、纱布、碘酒塞进衣服口袋里。

她看着老船长的脸——那张被海风和岁月刻满沟壑的脸，灰蓝色的眼睛里有某种她很久没有见过的东西。

不是欲望，不是怜悯，只是一种很朴素的、人与人之间最低限度的善意。

“谢谢你。”她说，这次说得更认真了一些。

老船长摆了摆手，转身去收拾他的渔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