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全集 第十一卷 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三日在联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 关于粮食收购问题》
首先，我来略为谈谈去年年底在我国爆发的粮食收购危机的实质。实际情况是这样：从去年十月起，我们的收购量开始下降，十二月降到最低点，到去年年底，我们在粮食收购方面有了一亿三千万普特的缺额。我们本年度的收成大概不比上年度坏，也可能比上年度差一点。本年度的存粮比上年度多，一般认为本年度我国的商品粮食不比上年度少而比上年度多。
根据这种情况，本年度的收购计划订得比上年度稍微高了些。尽管如此，收购量却下降了，到一九二七年底，我们缺粮一亿三千万普特。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国内粮食很多，而粮食收购量却在下降，使城市和红军受到饥饿的威胁。
这种“奇特的”现象该怎么解释呢？这里是不是有什么偶然性呢？有许多人喜欢这样解释，说我们打瞌睡了，说我们忙于对付反对派，因而忽略了一些事情。说我们真的打瞌睡了，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在这里拿打瞌睡来解释一切，那就大错特错了。更不能把收购危机说成是偶然的。这样的事情不会是偶然的。这种解释未免太不值钱了。
那末，造成收购危机的条件究竟是什么呢？
我认为这里至少有三个条件。
第一、在我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中，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有困难的。首先，我指的是发展城市工业的困难。本来应当拿各种各样的商品大量供应农村，以便从农村取得最大数量的农产品。为此就必须比现在更迅速地发展我国工业。但是要加紧发展工业，就必须加快社会主义积累的速度。可是，同志们，要达到这样的积累速度并不是那么容易的。由此就产生了农村商品供应不足的现象。
其次，我指的是我们在农村建设方面的困难。同志们，农业增长得很慢。本来农业应当一日千里地发展，粮价应当逐渐下降，收成应当不断提高，肥料应当尽量使用，粮食生产的机械化应当迅速发展。但是，同志们，我们的情况不是这样，而且最近也不会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农业是小农经济，很难接受重大的改进。统计数字说明，战前我们全国约有一千六百万个体农户，现在我们约有二千五百万个体农户（作者的话：如果较真说，苏联在工业发展的情况下，小农是不可能反过来上升的，思来想去，只能说沙俄的逆天统计学吧……一亿三千万人里最终只有一千六百万户农民？也不知道斯大林怎么敢信的。）。这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真正的小农经济国家。小农经济是什么呢？这是最没有保障、最原始、最不发达、出产商品最少的经济（作者的话：作者本人爷爷奶奶辈也是农民，作者小时候也下过田地，但老实说，小农迫真是一个极其短视自私的群体，不过这不是因为他们天生低贱，而是如上面所说，他们的生活没有保障、最原始、最不发达、出产商品最少，没钱谈什么理想？）。同志们，全部实质就在这里。肥料、机器、农学知识以及其他改进办法，这都是些在大农场中可以有效地采用，而在小农经济中没有采用或者几乎没有采用的东西。这就是小农经济的弱点。这也就是它竞争不过富农的大农场的原因。
一般说来，我们农村中是不是有采用机器、肥料、农学知识等等的大农场呢？是的，是有的。第一、这就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但是，同志们，我们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还很少。第二、这就是富农的大农场（资本主义农场）。这种农场在我国并不算少，它们在农业中仍然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我们在农村中能不能走鼓励私人的资本主义大农场的道路呢？显然不能。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要加紧在农村中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一类的大农场，努力把它们变成国家的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粮食工厂。正因为如此，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才提出全力展开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建设的口号。
如果以为集体农庄只能由贫农阶层组成，那就错了。同志们，这是不对的。我们的集体农庄应当是贫农和中农的农庄，它不仅应当包括个别集团或小集团，而且应当包括整个村子。应当给中农指出前途，告诉他们：通过集体农庄，他们能够最顺利最迅速地发展经济。既然中农不能上升，不能上升为富农，而下降为贫农又是不合理的，那就应当给他们指出前途：他们可以通过集体农庄建设来改善经济（这一点索索误判了，毕竟不上不下的人内心最变态。）。
但是，目前我们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还很少，少得不像话。由此就产生了我们在农村建设方面的困难。由此就产生了我们粮食生产不足的现象。
第二、由此可见，我们在城市和农村建设中的困难就是收购危机得以爆发的基础。但是这还不是说，收购危机正应当在本年度爆发。
大家知道，这些困难不仅本年度有，上年度也是有的。可是，为什么正是在本年度爆发了收购危机呢？秘密何在呢？
秘密在于富农在这一年已经有可能利用这些困难来抬高粮价，进攻苏维埃价格政策，从而阻挠我们的收购工作。而他们所以能够利用这些困难，至少有两个原因：
第一、三年的丰收起了作用，富农在这个时期内成长起来了，整个农村，特别是富农，在这个时期内都积下了粮食，因此，富农就有试图操纵粮价的可能了；
第二、富农得到城市投机分子的支持，这些投机分子兴风作浪，抬高粮价，使物价高涨。
当然，这还不是说，富农是粮食的主要持有者。持有大部分粮食的主要和基本的群众是中农。但是富农在农村中有一定的经济权威，所以在粮价问题上有时能使中农跟着他们走（这就是作者所说的渠道，事实上，沙俄的粮食贩卖的路子完全被富农掌控，中农贫农只能找富农卖粮，索索收购价比富农一开始还高点，当然后面就不如了，毕竟富农买来是为了垄断哄抬价格谋取暴利，索索买来是为了给工人吃，收购价高过头就亏本了。）。因此，农村富农分子就有可能利用我们建设中的困难来进行投机，抬高粮价。
如果像富农和投机分子所做的那样，把粮价抬高百分之四十到五十，那末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这就是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假定说，那时我们提高了工人的工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得不提高工业品的价格，从而既使工人阶级也使贫农和中农在物质生活方面受到打击。（粮食价格变高→工人工资变高→工业品价格变高→中农贫农收益没太大变化，赚钱的是富农→工业品卖不出去→经济循环出毛病。）而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无疑是意味着直接破坏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
但是问题还不限于此。假定说，我们在今年一月或今年春季即准备播种之前把粮价提高百分之四十到五十。这会产生什么后果呢？那时我们的工业原料基地就会遭到破坏。棉农就会不种棉花而改种粮食，因为种粮食更有利。麻农就会不种亚麻，也改种粮食。种甜菜的农民也会这样做。以此类推。简单说来：我们的工业原料基地就会由于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投机野心而遭到破坏（作为极权国家，索索你不会强制农民种粮食吗，丢人！笑。）。
但是还不仅如此。假如我们在今年春季提高了粮价，那末我们一定会害了贫农，因为贫农在春天既需要买口粮也需要买种子。贫农和下中农也就有充分权利对我们说：你们欺骗了我们，因为去年秋天我们按低价把粮食卖给你们，可是你们现在却要我们按高价来买粮食，——苏维埃人先生们，你们到底保护谁？保护穷人还是保护富农？（噔噔咚！这下问题瞬间拉高到路线问题。）
正因为如此，党对富农抬高粮价这一投机进攻必须予以回击，以便打破富农和投机分子拿饥饿来威胁工人阶级和我们红军的妄想。
第三、毫无疑问，假如没有另一种情况帮助农村资本主义分子，他们就不可能把我们建设中的困难利用到他们在事实上所利用到的这种程度，而收购危机也不会这样严重。这种情况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的收购机关松懈涣散，彼此之间没有统一战线，相互竞争，不愿意对抬高粮价的活动进行坚决的斗争。
再就是我们粮食收购区的党组织消极懈怠，不愿意以应有的态度来过问粮食收购运动，不愿意干预这件事情以消除收购战线上普遍的松懈现象。
我们的收购机关和党组织陶醉于上年度收购运动的成就，认为本年度收购工作可以听其自流，让一切都听从“上帝的意志”，这样就为富农和投机分子扫清了活动场所。而富农所期待的也正是这个。几乎用不着怀疑，如果没有这种情况，收购危机是不会这样严重的。
不应当忘记，我们，也就是说我们的收购机关和其他组织在供应农村工业品方面差不多掌握了百分之八十，在农村中的收购方面差不多掌握了百分之九十。不用说，这种情况使我们有可能在农村中控制住富农，只要我们的组织善于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可是我们没有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一切都听其自流，这样就便利了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是斗争又不是斗争，对于富农来说，外面粮价比你这高多了，我为什么不卖外面，但对索索来说嘛……）
同志们，造成去年年底收购危机的条件就是如此。
这样，你们可以看出，收购危机不能认为是偶然的。
你们可以看出，收购危机反映着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在我国建设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即粮食收购问题上，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的第一次严重进攻。
同志们，这就是粮食收购危机的阶级背景。
你们知道，为了消除收购危机和制止富农的投机野心，党和苏维埃政权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的实际措施。关于这些措施，我们的报刊上已经讲得很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决议中也讲得相当详细。因此，我想不必在这里重复了。
我只想谈一谈由于非常情况而采取的一些非常措施。当然，只要这种非常情况不再存在，这些措施也就会取消。我指的是使用对付投机活动的第一百零七条法律。这条法律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一九二六年通过的。这条法律我们在上年度没有使用。为什么呢？因为正如大家所说的，粮食收购工作的进行是正常的，所以没有理由使用这一条。只是在本年度，一九二八年初，才想起了这一条。所以想起了这一条，是因为富农的投机诡计在我们这里造成了一些非常情况，使我们受到饥饿的威胁。显然，假如下一个收购年度不再发生非常情况，收购工作进行得很正常，那末第一百零七条也就不会使用了。相反地，假如发生非常情况，资本主义分子又“掉起花枪”来，那么第一百零七条就会重新出现在舞台上。
如果根据这一点便以为要“取消”新经济政策、“恢复”余粮收集制等等，那就愚蠢了。现在只有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才会想到要取消新经济政策。现在新经济政策对苏维埃政权比对任何人都有利。但是，有些人以为新经济政策不是意味着加强对包括富农在内的资本主义分子的斗争以战胜他们，而是意味着停止同富农及其他资本主义分子作斗争。不用说，这种人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因为我们党内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人的位置。
党和苏维埃政权为了消除粮食危机而采取的一些措施所产生的结果，你们也都是知道的。简单说来，有下面几点：
第一、我们弥补了亏空，收购了粮食，赶上了甚至有些地方超过了上年度的收购速度。大家知道，在一月到三月这三个月期间，我们已经收购了二亿七千多万普特粮食。当然，我们所需要的不止这一些。我们还需要收购一亿多普特。但这毕竟是一种必要的成绩，它使我们有可能消除收购危机。现在我们有充分权利说，党和苏维埃政权在这条战线上已经获得极大的成就。
第二、我们整顿了，多多少少整顿了我们各地的收购机关和党组织，在实践中考查了它们的战斗准备，清除了它们中间那些不承认农村中有阶级并且不愿意同富农“吵嘴”的显然已经腐化的分子。
第三、我们改进了农村工作，孤立了富农，稍微得罪了富裕的中农上层，使贫农更加靠近我们，使绝大多数中农跟着我们走。这样，我们就实现了列宁还在我们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就已经提出的布尔什维克的老口号：依靠贫农，善于和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一分钟也不停止对富农的斗争。
我知道有些同志（布哈林：嗯哼？）不大乐意接受这个口号。如果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巩固的情况下的工农联盟就是工人和包括富农在内的全体农民的联盟，那就奇怪了。同志们，不是的，我们不鼓吹也不能鼓吹这样的联盟。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在工人阶级政权已经巩固的条件下，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反对富农。谁认为在我们的情况下同农民联盟就是同富农联盟，谁就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谁想在农村中实行一种既使富人喜欢也使穷人喜欢的政策，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傻瓜，因为，同志们，世界上是没有这种政策的，我们的政策是阶级政策（好耶！）。
我们加强粮食收购工作的措施所产生的结果大体上就是如此。
毫无疑问，在实行这些措施的时候，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有过许多过火行为和歪曲党的路线的事实（这下本意真是好的……全都是下面的人歪曲。）。大家都知道，在许多场合由于我们不用脑子，歪曲了我们的政策，首先打击了贫农和中农，不正确地运用了第一百零七条等等。我们现在严惩并且将来还要严惩犯了这些歪曲行为的人。但是，如果因为有这种歪曲行为就看不到党采取的措施所获得的良好的和真正重大的结果，那就奇怪了。这样做就是闭眼不看主要的东西，而把个别的和偶然的东西提到首位。这样做就是把收购运动最大的成绩淹没在歪曲我们路线的个别现象的一勺水里，其实这些现象完全不是从党所采取的那些措施中产生的。
我们这里是不是有一些情况使我们的收购运动容易获得成功，并使我们容易对付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进攻呢？
是的，是有的。这样的情况至少可以指出两种：
第一、在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后，在消灭了反对派之后，在党消灭了党内敌人而达到了最高度的统一之后，我们党干预了收购运动，并打击了富农和投机分子。不能认为对富农进行斗争是轻而易举的事。要粉碎富农和投机分子的诡计而又不致在国内引起任何混乱，就必须有绝对团结的党、绝对巩固的后方和十分巩固的政权。几乎用不着怀疑，这些条件的存在是在迫使富农立刻退却这一点上起了重大作用的。
第二、我们已经能够把压制富农和投机分子的实际措施同工人阶级、红军和农村无产阶层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富农和投机分子使城乡劳动群众遭受饥饿的威胁，同时违反苏维埃政权的法律（第一百零七条），这种情况不能不使我们在对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斗争中得到农村大多数人的拥护。富农伤天害理地进行粮食投机，给城乡造成极大的困难，同时违反苏维埃政权的法律，也就是违反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意志，——这种情况一定会便于我们孤立富农，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于是，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发生了一九二一年发生过的那种情形。当时以列宁为首的党鉴于国内发生饥荒，就提出了没收教会贵重物品来购买粮食救济灾区的问题，并在这个基础上开展了极广泛的反宗教运动，当时神甫们抓住贵重物品不放，实际上就是反对挨饿的群众，因而激起了群众对整个教会，也对宗教偏见，尤其对神甫及其领导者的愤懑（好似！开香槟喽！）。那时在我们党内有一些怪人，他们以为列宁只是在一九二一年才懂得同教会作斗争的必要性，在这以前，好像他并不懂得这一点。同志们，这当然是荒谬的。列宁在一九二一年以前当然也懂得同教会作斗争的必要性。但是问题完全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要把广大群众性的反宗教运动和争取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斗争结合起来，并且要做到使这个运动为群众所了解，为群众所支持。
关于今年年初党因粮食收购运动而采取的措施也必须这样说。有些人以为党只是到现在才懂得同富农危险作斗争的必要性。同志们，这当然是荒谬的。党向来就懂得这种斗争的必要性，并且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进行了这个斗争。今年年初党所采取的措施的特点是：党在今年已经有可能把反对农村富农和投机分子的坚决斗争同争取广大劳动群众切身利益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因为把两者结合起来了，党就做到了使农村大多数的劳动群众跟着自己走而使富农陷于孤立。
布尔什维克政策的艺术决不在于不考虑时间和地点，不考虑群众支持领导上这些或那些措施的决心如何，不加选择地在各个战线上用所有的大炮同时开火。布尔什维克政策的艺术在于善于选择时间和地点并估计各种情况，以便把火力集中到那个最可能获得最大战果的战线上。
三年以前，我们还没有得到中农的拥护，中农满怀仇恨并攻击我们的乡执行委员会主席，贫农对新经济政策的结果感到惊异（是我我也惊讶，不是说好公有化的吗，怎么又回去了呢？），我们的播种面积只有战前的百分之七十五，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问题是在农村中扩大粮食和原料的生产，我们还没有为工业建立可靠的粮食和原料基地。假如我们那时给富农极严重的打击，事实上我们现在会得到怎样的结果呢？
我不怀疑，这样做我们就会失败，就不能把播种面积扩大到现在这样的规模（苏联富农和我们这不一样，他同样也是参与劳动的，而且产量也比中农贫农更高，而原因我上一章有讲。），就会破坏为工业建立粮食和原料基地的可能性，就会使富农容易壮大，就会使中农脱离我们，也许现在国内就会发生极严重的政治混乱。
今年年初我们农村中的情况怎样呢？播种面积扩大到了战前规模，为工业建立了巩固的原料和粮食基地，大多数中农（这一点索索过于乐观了。）拥护苏维埃政权，贫农多少是组织起来了，农村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已经改善并巩固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对富农和投机分子的打击才能指望得到巨大的成就，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只有害神经病的人才不能了解在组织广 泛的群众性的反对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斗争方面这两种情况之间的全部差别，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这就是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说明：不考虑时间和地点，不考虑斗争力量的对比，不加选择地在各个战线上用所有的大炮同时开火是多么愚蠢。
同志们，关于粮食收购问题就是如此。
……
……
作者总结：这篇文章揭示了苏联第一次农业集体化运动的本质：消灭赚差价的中间商。
作者的话：总有些人天天抱怨苏联工业化剪刀差，但事实上，欧美确实不搞剪刀差，人家搞羊吃人！苏联死的哪有英国多？爱尔兰、孟加拉、伦敦工人……索索的政策其实是最温和的工业化路线了。但谁叫布党把调子放那么高呢？正如作者上一章说的，好人被枪指着，带英饿死人网友们只会嘻嘻哈哈嘲笑带英又不做人了，尼古拉饿死人网友会歪头反问这不正常？你指望沙皇有什么道德水平？但轮到布党饿死人，网友们就要拿着放大镜去看，去批判斯大林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