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勤当天，我并没有告诉爸妈今天我将去收容异能精神病。他们估计以为我像往常一样去实验室里给研究员们做实验去了，或者是被异管局接走训练。

我坐进异管局的车，去俄罗斯区的路上，我以为我会紧张到心脏怦怦直跳，但实际上除了一丁点的忐忑之外，我的心里更多的是无所谓。

那位老教师看上去不像会害人。不过我也不敢把话说满，毕竟上一次去的目的十分干净纯粹，但这一次就不一样了。

车到站后，一位身穿外骨骼的干员拉开车门，让我下车。

他的一举一动都伴随着伺服马达的嗡嗡声。本应该全封闭的头盔半开着，护面甲被他掰到额头上，他说道：“vip已经抵达。完毕。”

我正想说你这不是废话嘛，另一个人的声音从头盔里传来：“收到。目标区域安全，vip可以进入。完毕。”

我这才反应过来原来他不是和我说话呀。

这时，另一位穿着相同装备的干员站到我另一边。他没有打开护面甲，我没法看见他的表情因此错误领会了他的肢体动作。

“vip你先别急。”他说道，“要进去的不止是你，还有一位勇敢的记者。”

“你们不进去吗？”我问道。

“我们进去干嘛？又帮不上什么忙。”他说道。

我看向他手上拿着那把口径很大的枪——这把枪有两个枪管，上面的那个枪管那个应该是一把突击步枪，下面那个则是一把等离子霰弹枪，这两把枪通过现代科技整合成一把——心想，你们除了把事情搞砸以外也确实帮不上忙。

“那……里面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我转身询问那位没有关护面甲的干员。

“我们疏散了目标区域周围两百米的居民。”他指着前面在警戒线附近围观的人们说道，“但我们也不确定这个距离是否安全。之前有一个案件就是异能精神病被惹火后把一座六层楼的公寓炸成了深坑。虽然目标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欲，但谁也说不准。万一他可以化身梦魇纠缠咱们呢？”

这时，几位头发花白的俄罗斯大妈怀里抱着一堆锡纸帽朝我们走来。

她们的话夹杂着俄语，我只能靠猜和她们的肢体动作才能明白她们在说什么——她们在向我们卖锡纸帽，说是这种帽子可以保护我们的脑子不受神秘力量的干扰。

忽然间，我想起上一次来拜访老教师的时候，在附近值班的人似乎就带着这种帽子。但这种帽子应该不起作用——老教师的能力应该不是催眠或者类似的精神攻击。

这种事情一般来说都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只是这帽子实在是太丑了，我一看就没有戴上的谷欠望，而且还卖得很贵，就一张锡纸皮，居然卖五马克，所以我就没买。

没关护面甲的那位干员买来一顶帽子给自己戴上，戴上后他看起来就像一个二十一三体综合征患者。他咧嘴笑着向他的同事推荐这个帽子，他的同事连忙摆手，敲敲自己的头盔表示有这个就够了。

等了一会儿后，那位记者终于来了。

这位记者看上去并不老，但是他的头顶却让人同情地开始有地中海秃头的迹象。他有一头黄颜色的短发茬，还有颜色比头发稍淡一点的将嘴唇包围起来的回字胡。

“你怎么这么慢？你迟到了。”一位干员说道。

记者解释说他找神父给他祝福，但是当神父听说他要和某位异能者一起收容异能精神病后，神父说什么也要强化一下祝福，所以来晚了。

好家伙，这比带锡纸帽还蠢……不过我旋即发现自己没资格批评记者还有那些俄罗斯人。

俄罗斯人不过是在可悲现状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寻求心理安慰罢了，他们失去了国家，成为难民流浪在不欢迎他们的异国他乡，想要搬走更是天方夜谭，所以除了麻醉自己他们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至于这位记者，他毫无疑问是勇敢的，无论他的动机是哗众取宠还是想一鸣惊人，他的行动都是值得称赞的。

干员们拿出两套荧光马甲让我们穿上。我拒绝了他们：“我不穿。”

“为什么？”干员有些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在这种小事上和他们对着干。

我用指头弹弹我的项圈说道：“这个标记已经够明显了。”

干员请示设在两公里之外的指挥部，指挥部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就没有强迫我穿上荧光背心。

倒是记者麻溜地把背心穿上，调试好设备后，干员说道：“咱们出发吧。”

“等一下。”记者说道。

“你又有什么事？”干员有些不耐烦了。

“我采访一下咱们的vip。”记者说着，朝手上哈了口气，把两侧耳边的头发抹了抹，虽然我没发现他和之前有什么不同，但他这么做了之后他看上去更自信了。

“做个自我介绍吧。”记者说道，“我叫巴兹尔，你呢？”

我敢肯定他知道我的名字，这么问不过是拉进和我的距离，不过他看上去并不讨厌，于是我说道：“我叫艾达，很高兴认识你。采访已经开始了吗？”

“是的。”巴兹尔用食指点点他戴在耳朵上的摄像机，示意这台耳机大小的摄像机会把图像实时传递给指挥部和记者的电视台。

不过，为了防止信号或者先进设备本身出问题，巴兹尔还带了一台老式的摄像机。他把这台机器那在手上，而它会把图像记录在内存卡里。

“是直播吗？”我觉得我在问蠢问题，但我也想不出什么高明的问题。

“不是。”巴兹尔说道。

“也就是说，如果里面出了什么问题，也不会引起什么骚动，对吧？”

“那咱们就一起努力别让里面出问题，好吗？”说着巴兹尔做出击掌的手势。

我和他击掌后，他继续问道：“你来收容异能精神病，你的爸爸妈妈担心你吗？”

“担心。不过我没有告诉他们我今天将会收容异能精神病。所以，等我告诉他们时我已经收容成功了，再不济也是成功撤退。”我说道。

“爸爸妈妈除了你还有其他孩子吗？”

“有。我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我说道，“他们都是很好的人。”

这时，没关护面甲的那位干员的头盔里传来一个声音道：“vip怎么还没有出发？”

“记者正在对vip进行采访。”干员回答道。

“噢。”那边沉默了下来，并没有催咱们。

“想对你的家人们说些什么吗？”

巴兹尔的引导让我发现这可能是我留给家人们的最后一次影像，于是我酝酿了一下，说道：“爸，妈，姐姐，还有阿萨，我很高兴我能用我的能力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如果顺利的话，下午我就能回家了……我想不出来什么话了。”

在摄像头前表达自己的感情太难为情了，我办不到。

但巴兹尔觉得我已经表现得很好了。

我们在两位干员的互送下走向老教师的房子。当靠近警戒线时，那位干员终于合上了护面甲。

我脖颈上的项圈很快就吸引了很多目光。警戒线周围的人们朝我看来。

一对夫妻把他们的三个孩子揽在一起，冲我唱歌。但他们唱的是俄语，我听不懂。

这时，克鲁格从人群里挤了过来。干员们立刻拦住她。

“她是我同学，没事的。”我说道。

干员没有再撵她，但仍旧把她挡在两个身位以外。

“艾达，本来想抱你一下这也没什么机会了。那我只能祝你好运了。”克鲁格说道。

“谢谢。”我笑着说道，“噢，对了，他们一家子唱得什么呀？”

克鲁格用德语清唱他们的歌词：“……啊，最美好的前途！可不要对我冷酷。可不要对我冷酷，不要对我冷酷。我从零点起步，向最美好的前途。向最美好的前途，哪怕那是漫长的路……”

虽然韵脚完全不对，但歌声的力量我却感觉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