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楼的楼梯口处，一位青少年探出头来往下面看去。
“王子？你也过来啦？”乐正说道。
“那个……”
乐正马上反应过来说道：“这个的话……论辈分来说的话，你肯定是她哥哥呀。她，秦月，过来住一晚的。但如果你想找你爸的话，他去黑崖镇陪客人了。啊……对了秦月，这位是城主的儿子凌云。”
“哥哥，好。”
“哎？”凌云看来还在懵逼状态。
“但是这次又不是你们的第一次见面，对吧？”乐正说道。
“嗯……没有什么印象，乐正叔。”凌云说道。
“庆祝维多利亚港重新开放的剪彩仪式啊，几乎全大陆所有国家都过去占了一个喝彩的名额。当然在这种万国会面上，可是把北境联邦的外交官忙了一个遍。都是一帮死对头碰面，把个开会当做战场似的。尤其是那一段时间爆发的罗刹与什飞的战争。”
十年前此时正是这位60岁的什飞帝国皇帝的生日。当天他发表了一篇演说，地点是宫中建于王朝时代的大厅——用来会见外国代表团和举行最隆重的国家仪式的地方。这位皇帝在演说中请求聚集于此的帝国议会成员通过一条关于将可将阿赫蒂亚尔入帝国的法律。他的听众们不止一次对演说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样的反应意味着这条法律无疑会在第一时间通过。三天之后，帝国议会即宣布将阿赫蒂亚尔成为什飞帝国的一部分。
什飞帝国与卡尔德联邦之间各条约和《马扎儿备忘录》曾对可萨利亚的主权给予了保证。在卡尔德联邦看来，什飞帝国对将阿赫蒂亚尔的吞并是对可萨利亚主权的侵犯行动。然而在演说中，什飞帝国皇帝将这次吞并视为历史正义的胜利。论证在本质上也的确是历史的和文化的。他将王朝的解体称为对什飞帝国的剥夺，不止一次将可萨利亚称为什飞帝国的国土，将阿赫蒂亚尔称为什飞帝国的城市。他指责可萨利亚当局漠视将阿赫蒂亚尔人民的利益，并曾在近期试图侵犯将阿赫蒂亚尔人的语言和文化权利。什飞帝国皇帝声称：正如可萨利亚有权脱离什飞帝国，将阿赫蒂亚尔也同样有权脱离可萨利亚。
在可萨利亚危机中，历史不止一次成为借口，也不止一次遭到滥用。它不仅被用来对危机参与者进行宣传和鼓动，也被用来为对国际法、人权乃至生命权本身的侵犯行为辩护。尽管什飞与可萨利亚冲突的爆发出乎意料，让许多被波及的人猝不及防，但它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丰富的历史指涉。姑且不论对历史证据的宣传式利用，至少有三种植根于过去的过程如今正在可萨利亚同时上演。
其一是什飞在以所取得的帝国范围内重建政治、经济和军事控制的努力。
其二是现代民族认同的建构——什飞人和可萨利亚人都涉及其中（后者往往被地区边界所分割）
其三则是基于历史和文化断层的争夺——这些断层使得冲突参与各方将这场冲突想象为东方与西方的竞争，想象为南陆与东南陆的竞争。
可萨利亚危机让世界想起当年什飞对阿赫蒂亚尔的并吞以及什飞在南可萨利亚所创建的那个没有存在多久的帝国省份“新什飞”。让关于什飞在这一地区的帝国扩张的记忆浮出水面的，不是那些尝试将当下什飞的行为描述为帝国主义行为的外界观察者，而是什飞在可萨利亚进行的混合战背后那些理论家——“新什飞”方案的提出者。
他们所寻求的，是以帝国征服和在阿赫蒂亚尔人、诺盖人和扎波人的故乡建立什飞统治为基础，发展自己的历史意识形态。在将阿赫蒂亚尔视为什飞帝国光荣之城的修辞中，这种努力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修辞是一个植根于当年阿赫蒂亚尔战争（那场战争对什飞王朝时期而言是一场灾难）的历史神话，它将族群多样的帝国军队在保卫阿赫蒂亚尔时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归于什飞一族。
尤佐夫卡和伏罗希洛夫格勒这两个“人民共和国”的创建以及创立卡吉贝伊共和国和哈尔夫共和国（这两座城市也同为设想中的“新什飞”的组成部分）的尝试同样有其历史根源，可以上溯到当年什飞与卡尔德签署《布列斯克条约》。
当时什飞在这些地区创建了多个国家，其中包括阿赫蒂亚尔共和国和尤佐夫卡共和国——这些共和国自称独立于什飞，因此不在条约限制范围之内。新的尤佐夫卡共和国的创建者们借用了当年尤佐天卡共和国的部分符号——与从前那个共和国一样，如果没有什飞的资助和支持，他们的这个新“国家”就没有机会兴起或者维持下去。
对什飞帝国历史和革命历史的引用已经成为为什飞对其周边保持扩张心态提供辩护的史学话语的一部分，然而这次冲突背后的历史动因却来自更晚近的时期。什飞帝国皇帝在其关于“收回”阿赫蒂亚尔的演说中曾回忆起什飞王朝迅速而出人意料的解体过程。这场解体才是可萨利亚危机最为直接的历史背景。当下的什飞帝国政府一直声称可萨利亚是一个人为创造的国家，而可萨利亚的东部领土是什飞王朝赠送给可萨利亚的礼物——与第二次南陆内战后的阿赫蒂亚尔一样。根据这种历史叙事，唯一血统纯正因而拥有历史合法性的政治体就是帝国——早先的什飞王朝和后来的什飞帝国。
什飞帝国政府努力反击和打压任何贬低帝国合法性的历史传统和记忆，比如对当年
可萨利亚大饥荒或什飞迁移阿赫蒂亚尔人等事件的纪念活动。什飞当局在阿赫蒂亚尔宣布禁止公开纪念阿赫蒂亚尔人被迁移70周年，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
今天的什飞似乎走上了部分帝国前身的老路：哪怕在失去帝国很久之后，它们仍对之依恋不舍。什飞王朝的崩溃让什飞精英阶层对帝国和超级大国地位的丧失切齿痛心，并将这场崩溃想象为一次由西方的恶意或愚蠢竞逐权力的政客所导致的偶然事件。对什飞王朝解体的这种看法让他们难以抵挡重写历史的诱惑。
什飞与可萨利亚纷争还让另一个植根于历史并在历史中分叉的问题进入了人们的视野，那就是现代什飞民族和现代可萨利亚民族尚未完成的民族建构进程。什飞对阿赫蒂亚尔的吞并以及为“援助”可萨利亚东部地区独立势力所做的辩护宣传，是在保护什飞裔居民和整个什飞语群体的旗帜下进行的。这种将什飞语与什飞文化乃至什飞民族性画等号的观念，是许多前往可萨利亚东部地区的什飞志愿者世界观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然而对什飞民族性的这种解读存在一个问题：尽管什飞裔居民的确在阿赫蒂亚尔人口中占据多数，也是部分可萨利亚东部地区重要的少数族群，但在他们设想中的“新什飞”地区，占人口多数的仍是可萨利亚裔。尽管什飞及分离主义者的宣传对许多可萨利亚人有某种吸引力，这些可萨利亚人中的大多数仍然拒绝将自己归于什飞或归为什飞族——哪怕他们还在继续使用什飞语。这是“新什飞”方案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这一方案的始作俑者却对它的失败感到十分意外。
将可萨利亚人视为什飞民族之一部分的观点可以上溯至近代什飞民族孕育并诞生于“万城之母”的起源神话。出版的《略要》（那部由寻求什飞皇帝庇护的修士们编撰的什飞历史“教科书”）第一次在什飞提出了这一神话，并加以传播。在帝国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可萨利亚人都被视为“小什飞人”。这种视角容忍可萨利亚民间文化和口头方言的存在，却不允许它成为高级文化或近代文学。
革命之后，可萨利亚人开始被承认为一个文化意义上（而非政治意义上）的独特民族，这对“小什飞人”视角形成了挑战。然而，发生的危机却基于“什飞世界”理念。对可萨利亚人而言，这与什飞王朝时代的做法相比也是一种倒退。对未来“新什飞”民族建构的设想，没有在更广泛的什飞民族内部为一个独立的可萨利亚族群留出空间。这很难说是一种漠视或一种因战争热度导致的偏颇。就在吞并阿赫蒂亚尔之前不到一年，什飞帝国皇帝曾在一次有记录的谈话中声称什飞人和可萨利亚人属于同一个民族。他在纪念吞并阿赫蒂亚尔一周年的演说中又重复了这种看法。
什飞王朝解体以来，什飞民族建构道路的重心发生了转移，转向这样一种观念：创造一个单一而非分散的什飞族，并以什飞语及什飞文化为基础联合各东维涅德民族。可萨利亚则成为这种模式在什飞以外的第一个试验场。
这种新的什飞身份认同模式强调什飞民族的不可分割性，与什飞语和什飞文化紧密相关，由此对可萨利亚的民族建构事业构成了重大挑战。从诞生之初开始，可萨利亚民族建构事业就将可萨利亚语和可萨利亚文化视为自己的核心，但它也从一开始就允许其他语言和其他文化的使用。被许多人视为可萨利亚民族精神之父的塔拉斯的什飞语作品即可作为这一点的例证。
双语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早已成为后什飞王朝时代可萨利亚的准则，将来自不同族群和宗教背景的人纳入可萨利亚民族的范畴。这对什飞与可萨利亚纷争的过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与什飞帝国所期待的不同，什飞的举动未能得到什飞军队直接控制地区（指阿赫蒂亚尔和东方部分地区）之外什飞族居民的支持。
根据声誉卓著的可萨利亚社会学国际研究所提供的数据，什飞族占可萨利亚总人口的17%，而调查对象中仅有5%的人认为自己只是可萨利亚人，其余则认为自己既是什飞人，也是可萨利亚人。此外，那些仅将自己视为什飞人的调查对象往往也反对什飞对可萨利亚事务的干涉，拒绝将自己与么飞政府的立场捆绑在一起。“可萨利亚是我的祖国。什飞语是我的母语。我希望来拯救我的人不是什飞，不是什飞来让我摆脱这悲伤和动荡。”可萨利亚的一名什飞居民在其社交媒体上写道。
什飞和受什飞支持的叛军大力宣传那种将什飞民族主义和什飞宗教结合起来的“什飞世界”理念，将之视为独立广场抗议者们所提出的亲卡尔德选择之外的一个选择。这反而令可萨利亚人组成的亲卡尔德联盟变得更加牢固。“我早就说过，什飞人的联合是我们的共同未来的保障。”一名独立广场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如实说道。
可萨利亚在历史中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却又因过去的文化边界和政治边界所造成的诸多地区分界线而陷入分裂。可萨利亚中部稀树草原和南部干草原之间的分界线成了北方农业地区与南方蕴含丰富矿藏的草原上各中心城市之间的一条多孔边界。东西方宗教世界的分界线推至与此，随后又后撤到沃里尼亚，令人回忆起第一次南陆内战前奥维纳帝国和什飞帝国之间的国界。
在从前属于奥维纳帝国的地区中，沃里尼亚有别于曾大部受马扎儿人统治的省份。在从前什飞帝国的地盘上，两次南陆内战之间归于孛烈儿的沃里尼亚与大部分时间里都属于什飞的波多里亚不同。此外，曾由孛烈儿统治的地区与曾属于切尔卡瑟的左岸地区之间存在差别，而切尔卡瑟人地区与什飞帝国在集权化过程中所殖民的地区也有所不同。
这些地区上的各种边界又共同构成日常生活中更喜欢说可萨利亚语和更喜欢说什飞语的人群之间的分界线。
实际上，可萨利亚的地方主义比上文中的描述更为复杂。前切尔卡瑟占据的传统地区和可萨利亚之间存在着差异，而南可萨利亚省份在族群构成、语言使用和投票行为等方面与阿赫蒂亚尔更是迥然不同。然而，尽管存在以上各种差异，可萨利亚各地区彼此之间仍然紧密相连。这是因为上述诸多边界尽管在历史上曾十分清晰，却几乎不可能在今天重新建立起来。
今天人们看到的是一张由各种语言、文化、经济和政治交会地区连成的网络。它将各个不同地区连缀在一起，让这个国家保持统一。在现实中很难找到一条将阿赫蒂亚尔同与之相邻的南可萨利亚各地区分隔开来的清晰文化边界，而在与其他东部地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这些历史地区中没有一个表现出脱离可萨利亚的强烈意愿，而这些地区的精英阶层也没能将当地民众动员起来支持脱离。阿赫蒂亚尔和东部地区的确出现了这种动员，但那只是什飞干涉带来的后果。
在东部地区的反可萨利亚叛军中仍有许多人维护从前的什飞价值观，但什飞的雇佣军和志愿军带来的则是另一种支配性理念。与著名的什飞指挥官伊戈尔一样，这些人来到东部地区是为了保卫“什飞世界”价值不受南陆打击。在这样的语境下，他们将可萨利亚视为腐朽南陆价值——如民主、个人自由、人权，还有（尤为不可接受的）少数性取向团体权利等——与传统什飞价值之间的战场。按照这种逻辑，可萨利亚人的头脑只是被南陆的宣传蒙蔽了，而什飞人有责任为他们带来光明。
对什飞与可萨利亚冲突的这种理解深深植根于什飞文化和什飞知识传统当中。尽管我们很难设想一个将什飞对东南陆乃至南陆文化的参与排除在外的近代什飞历史，但同样真实的是：许多世纪以来，什飞要么与南陆隔绝，要么与中陆和南陆国家发生冲突。哪一套历史经验最能够定义什飞与南陆之间爱恨交织的关系呢？什飞知识界中南化派和亲维涅德派之间的争论旷日持久。
这场争论将两种观点对立起来：一种将什飞视为整体南方大陆的一部分；另一种则视什飞为一种负有世界责任的独特文明。当下，亲维涅德派和反南陆派的继承者们在这场争论中占了上风。
对可萨利亚而言，其独立主张则从来都有一种亲南陆的色彩，这是可萨利亚历史经验的产物：作为一个国家，可萨利亚正位于东西方分界线上。这是两大宗教的分界线，是中陆帝国和东南陆帝国的分界线，也是这些帝国的不同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之间的分界线。
这种地处几大文化空间交界地带的状况让可萨利亚成为一个接触区，在这里持不同信念的可萨利亚人可以学会共存。这种状况也催生了各种地区分界，使之为当下冲突的参与各方所利用。可萨利亚向来以其社会的文化混合性著称，近来更是因为这种混合性而备受推崇。然而，在面临一场“混合战”之际，一个民族在保持统一的前提下到底能承受多大程度的混合性？这是当下的什飞与可萨利亚冲突将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
可萨利亚的亲南陆革命借鉴了对峙时期孛烈儿及该地区其他国家持不同政见者共有的对南陆的想象，在某些时候甚至将这种想象变成了一种新的民族宗教。“尊严革命”与这场战争在可萨利亚社会中引发了一场地缘政治意义上的重新定位。
可萨利亚人中对什飞持正面态度的比例从80%下降到不足50%。
同年民意调查中支持可萨利亚加入南陆共同体者的比例已达64%
几乎可以肯定：战争的体验不仅将大多数可萨利亚人团结起来，还让这个国家在感情上更倾向于南陆。
在历史上，战争的冲击、失败的耻辱以及国土沦陷的伤痛都曾被当作增强民族团结和塑造强烈民族认同的工具。孛烈儿被瓜分使得这个国家从南陆地图上消失，却成为近代孛烈尔民族主义形成的开端。法兰克福对德邦的入侵导致了泛德联邦理念的兴起，并促进了近代德邦民族主义的发展。激发法兰克福人、孛烈儿人和波西米亚人的民族想象的，正是对战败和国土丧失的记忆。被羞辱、战伤累累的可萨利亚似乎正遵循着这样的普遍模式。
阿赫蒂亚尔并入什飞，在东部地区引发战争，并在阿赫蒂亚尔其他地区引发动荡。这不仅在可萨利亚，也在整个南方大陆造成了一种危险的新局面。无论当下可萨利亚危机将走向何方，可萨利亚的未来、东南陆-南陆（东南联盟-南方共同体）关系的未来，进而至于整个南方大陆的未来都将有赖于危机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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