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操曾为东坡抚琴一首，被东坡的好友佛印称为百年难得一闻。宋人《泊宅编》中记载到苏轼在杭州时，携琴操游西湖。一日东坡戏曰：“予为长老，汝试参禅。”琴操笑诺。
东坡曰：“何谓湖中景？”
答：“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
又问：“何谓景中人？”
回答：“裙拖六幅湘江水，髫挽巫山一段云。”
再问：“何谓人中意？”
答：“随他杨学士，鳖杀鲍参军。”
还问：“如此究竟如何？”琴操不答。
东坡曰：“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东坡想劝说琴操从良，至此一语惊醒梦中人。琴操云：“谢学士，醒黄梁，世事升沉梦一场。奴也不愿苦从良，奴也不愿乐从良，从今念佛往西方。”（《东坡笔记》）
东坡为之落藉。琴操削发为尼，于玲珑山别院修行，这是大学士万万没有想到的，一句笑侃，铸成玲珑山多了一位僧尼，长伴青灯没几年，闻道东坡贬至儋州（海南），百感波涌、万念俱灰，玉殒梦醒，红颜薄命年仅二十四，东坡闻知大恸，流传千年的故事。悲戚戚……
琴操出家后，前两年苏东坡、黄庭坚还有佛印和尚经常来玲珑山，和她品琴论诗。早些年，这里还挖出这三个人的石像。修行也许太孤寂了，让一个少女，在古佛青灯之间渐渐老去，是何等的残忍。这也是苏东坡和琴操故事中，最令人遗憾的地方。但结局无法改变。
诗人和歌妓的相识，是一段夙缘，苏东坡一次次踏马玲珑山就是这一段情感觉的注释，一直到两年后的一天。两年后，苏东坡离任北上，看着诗人越来越远的背影，琴操的心扉也渐渐关上了。任凭风吹裙椐，她的双眸已经被泪水模糊了。
琴操在进入玲珑山八年后，听到被朝廷勒令还俗的诗僧参寥带来的消息，苏东坡已被贬至南海中的瞻州，也就是现在的海南了。薄暮中的琴操茫然若失，不出数月，郁郁而终。时年不过二十四岁。
垂暮之年的苏东坡，听人说起琴操的死讯，面壁而泣，说了一句话，翻译成白话就是，我害了她。这句后流传，没有文献记载的话，也符合后人理解中，一生风趣的北宋诗人苏东坡的形象。
苏东坡最后一次见到琴操，是在他离开杭州前。那是个草长莺飞的四月，苏东坡策马狂奔，他回首时有着忧伤的一瞥。这个眼神在琴操的心中铭刻了一生。而那一个裙裾飘飘，抚琴而歌的北宋少女琴操，她曼妙的手势，和那空谷琴声一样，烙在诗人苏东坡和后人的怀想中，就象那个民国情种郁达夫。
诗人苏东坡，后来玲珑山琴操修行处，重葬了这位红颜知己，并自写了一方墓碑。琴操墓到宋朝时，已淹没在荒草之中，乡人捡到东坡的题碑，就重修了一次。民国年间，诗人郁达夫寻访时，又只剩下“一坡荒土，一块粗碑”，上面刻着“琴操墓三个大字”了 。
郁达夫所见的墓碑，已非东坡所书，而是明人重修的碑碣。十几年前重修琴操墓，找到这块已被当作铺路石的残碑。郁达夫见到的菜地里。那块记述东坡和琴操事的碑石，则踪影全无了。
琴操在玲珑山某尼姑庵研读佛理，并将心得写下，寄与杭州城中的苏东坡。一位是出身低微却极有天赋的才女，一位是天性浪漫、不拘小节的大诗人，成为了知交。在宦海中几经沉浮的苏东坡，早已将人世看透，但却冲不破世俗枷锁，无法和心爱的人厮守，成为一段令人唏嘘的岁月悲歌。
鹊桥仙（吕使君饯会）
教来歌舞，接成桃李。尽是使君指似。如今装就满城春，忍便拥、双旌归去。
莺心巧啭，花心争吐。无计可留君住。两堤芳草一江云，早晚是、西楼望处。
这首词呢，涉及很多人物，本身内容就不多讲了，到是这几位可以说说：首先是舒亶，有把本词归为舒亶的说法，舒亶(一零四一至一一零三）字信道，号懒堂，慈溪（今属浙江）人。他有首虞美人·寄公度(和鹊桥仙有些同味)，某度引用此词为舒亶寄赠友人黄公度之作。
词的上片写主人公傍晚在小楼上欣赏秋景，下片写作者在冬日的长安，盼望老友送梅来到，字里行间隐晦地传达出作者因触犯当政者王安石而被撤职后既苦闷孤独又渴望得到帮助的心情。但是，要知道黄公度（一一零九至一一五六）字师宪，号知稼翁，莆田（今属福建）人。
怎么能见到啊，所以有论文说公度是指张宏其字，《宋史》没有记载张宏其人，在《宝庆四明志》有他的简单介绍："张宏，字公度，鄞人。元祐二年举经明行修，什至礼部郎中，历守建昌军泰州、泽州，尝筑慈溪县蓝溪洪庄保之堰埭，民至今赖之。
宏六世祖次宗唐会昌中为明州刺史。四世祖仁皓为兵马钤辖使，庙食于奉化，茅山曰"武惠四大王"者是也。"张宏与舒亶同为四明人，舒亶在谪居四明时与他的交往便是理所当然。由此可以断定，舒亶《虞美人·寄公度》词题中之公度为张公度。
当然，关键人物还是舒亶，其在中进士后初任临海县尉，因擅杀不孝部属而辞官回乡，复起后调任审官院主簿。不久，他接受了一个任务，即出使西夏，划分宋夏疆界。
由于刚刚交战过，边界双方守军杀气腾腾。但舒亶谢绝护卫，单骑匹马进入西夏，向对方宣示朝廷旨意。西夏将领将钢刀架在他颈上予以威胁，但舒亶神色自若，慷慨陈词。这些壮举感动了尚勇崇武的西夏君臣，使之接受宋朝划定疆界的意见。完命归朝的舒亶功升奉礼郎，后又参与更多的朝廷政务。
此时，王安石变法正紧锣密鼓地展开，舒亶也参与了这一历史性改革，并成为其中受人注目的一员。熙宁三年十二月，王安石升任宰相，变法工作全面展开。坚定推行新法者逐渐形成稳固的政治群体，被时人称为“新党。”
由于变法操之过急，遭到了一些人的强烈反对，反对派的首领是司马光，其中一位名叫郑侠的官员特别卖力。吕惠卿(标记)上奏神宗，“奏侠谤国。”舒亶受命承办此案。
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舒亶查明事实、提出处理意见。在郑侠被贬后，舒亶又奉命搜抄郑家，结果搜得郑侠所录名言谏草和其亲友的通信。他将其中攻击新法的内容予以摘录，上奏朝廷。结果朝廷对此案有关的人员进行处理，将郑侠编管英州，王安石之弟王安国和冯京也受到处罚。此案结束后，舒亶因此擢升太子中允、提举两浙常平。
这时该提另一位人物，吕使君，也就是吕惠卿（一零三二年至一一一一年，眼熟不）的，字吉甫，号恩祖，汉族，泉州南安水头镇朴里人，北宋宰相，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变法中的二号人物，为推动变法做出了许多贡献。和王安石情同师徒，后因事生恨。
吕惠卿大半生都被卷入新旧党的争斗，宦途也因此非常波折，评价也出现极大分歧，史书上认为他背信弃义、祸国无耻，人格低劣；而在后世对王安石变法重新定义后，认为他是卓有才能的政治改革家。
宋徽宗即位后，调吕惠卿节度镇南。因曾布与他有宿怨，他又被迁到杭州为官，而用范纯粹守延州，并追究他冒领边功之事，又被夺去节度之职。曾布罢相，他被起复为武昌节度使，知大名府。几年后，又因上表中措辞失当而降官为银青光禄大夫，令其辞官。大概可知吕使君饯会的由来，舒亶就有了关系。
继续，元丰二年七月二日，监察御史舒亶、国子博士李宜之同时进奏。舒亶在崇政殿面见神宗时，上了一道弹劾苏轼的劄子。劄子中把苏轼的诗句与王安石新法的条例一一对照，指出其讥讽新法之意，并随劄子进呈了四册苏轼的文集，请神宗皇帝裁夺。然后就是乌台诗案了，和苏轼有了关系。
当时营救苏轼的大臣很多，旧党中的一些退休老臣如张方平、范缜纷纷上奏章声辩苏轼无罪。其弟苏辙上书求情，并要以自己的官职为兄长赎罪，观点中立的大臣如丞相吴允、王安石之弟王安礼也为苏轼申辩。
作为新党领袖的王安石则仗义执言，从金陵上书神宗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连太皇太后曹氏也多次为苏轼求情，当神宗表示要大赦天下为太后请寿时，太后说：“不须赦天下凶恶，只放了苏轼就够了。”于是神宗下旨于元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结案：苏轼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署公事。其余牵入本案的官员，视情节轻重也受处分。
还有本书《萍洲可谈》，撰成于宣和元年(一一一九)，书中多数为记其父朱服的见闻，其中记北宋朝野杂事时，对苏轼、苏辙兄弟稍有微词，对元祐诸臣颇有批评，而对吕惠卿、舒亶等人则颇赞誉，其态度大致与朱服的经历有关。
书中对宋代的典章制度、各地的风俗民情记载较为详细，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史料。书中记录了宋朝广州市舶司相关内容，还涉及宋代朝章国故、制度变更、士人风气的一些记载。还有一些点，比如舒夫人和舒亶的关系，有机会再讲吧。
至于琴为何有这首鹊桥仙，谁又在乎呢？
所以还是，欲知后词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