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出刘沧《秋日夜怀》
古希腊的忒休斯制作了一艘有纪念意义的木船。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这艘船的材料不断地受到自然因素的腐蚀，但因为它的纪念意义，工匠们不断地检修并替换受腐蚀的木板、线材等等。年深日久，他们很确定地将这艘船的所有部件都更替了至少一次。善于思辨的古希腊人注意到这个现象，于是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既然这艘“忒休斯之船”的所有部件都已不再是造船时的原装部件，那这艘船还是不是原来的那艘“忒修斯之船”？
这就是古希腊的“忒修斯之船”悖论。我向奈惠和明石同学介绍了这样一个故事。后世的哲学家们还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延伸。在“是不是”的基础上追加了两问：如果对这个悖论回答“是”，那么要如何解释“此时的忒修斯之船已经没有任何原船的部件”？如果回答“不是”，那从“是”蜕变到“不是”的质变点在哪里？后世也有一个相近的“祖父的斧头”悖论，对“忒修斯之船”作了进一步的延伸。这个悖论是这样的：一户人家有一把祖传的斧头，柄坏了换柄，刃坏了换刃。由于铁生锈和木头腐烂的速度不一样，所以往往不是同时更换。那么，在刃口和斧柄都换过至少一次之后，这把斧头还是不是“祖传的斧头”？如果把朽坏的刃口和斧柄再重新组合成一把烂斧头，和现在沿用的斧头相比，哪一把才是真正的“祖传的斧头”？
之所以介绍这个故事，是因为今天的一个插曲：我和奈惠今早登校的时候，正好碰上了一辆小面包车。以往，学校的大门并不敞开，我们只能从大门一侧的侧门进校，但在这时，为了让车辆进入，门卫特地把大门敞开了一阵，所以我们对这辆面包车的印象非常深刻。
在校园里，面包车开不快。这辆面包车通体比较肮脏，显然车主并不注重对它的保养。我们轻松地追上了车辆，往它的后座区域一看，透过车窗看到的是被布幔遮住的若干个包装，长宽很大，厚度仅一拳。包装大约十数个，模样统一，未被遮住的一角露出了电脑的小图标。我和奈惠相顾窃笑，都清楚这里面装着的是电脑了。而且以学校这些普遍“机盲”的视角看，这些电脑包装也应当是笔记本电脑。台式机箱的长宽高，这样扁平的盒子是装不了的。
“学校里要给那些领导配发新的电脑了。”我对一旁的奈惠道。
“这个我懂。”奈惠点了点头。“这些电脑看起来都挺高档，又只有这么一点，肯定是给那些人用的吧。但我又觉得有点怪。因为我印象里，这些领导办公室的台式电脑，其实都还没太过时啊？为什么又再配发笔记本电脑呢？”
奈惠因为自己糟糕的学习态度，不得不常到教导主任那里接受训导，因此也算是“造访高层”的常客。她的印象和我相若，我也经常要去学校高层的办公室交涉，分明认得这些高层的办公桌上，摆放的都是入时的高配置电脑。这一阵子是硬件市场不断更新扩容的高峰。在我们这些外行眼里，硬盘、内存的容量数字一路走高，处理器、独立显卡的型号数字一路加增，就是最为直观的印象。至不济，看机箱与显示器的材质，那“闪着光泽的五彩斑斓的黑”也说明着这台机器的设计观感是近年来的理念。
霞浦高中是公立高中，要是学校领导的办公设备配备得过于豪华（对于一座小城的普通高中来说，台式加笔记本的两个高配置电脑的确是豪华办公设备了），未免会落人口实惹来非议。奈惠也是因此而向我发出疑问。对此，我心中倒也很快有了些想法，向奈惠耳语道：“如果，这些电脑是某个老师弄进来的呢？不就说得过去了吗？”
现在是抉择“将要把谁派出去牺牲掉”的关键时期，一批青年教师不得不面临命运的安排。为了让自己能留在霞浦，他们当中自然也有舍得下血本保前途平安的思考。假设其中就有这么一个人，通过自己的人脉调度到这么一批笔记本电脑，把它安放到高层的办公桌上，再通过其他渠道暗示出“这是我某某某的心意”，不就可以把意思充分地“表达清楚”吗？
当然，这十几台电脑肯定不会放上“每一位高层”的办公桌。就像“海盗分金”那样，送上电脑的对象也只需保证“足够支持自己留下的大多数”。若是给全员人手送上一台，那送礼者的下场自然是“被全员达成送出霞高以绝后患的共识”。不过，这台脏兮兮的面包车从正门口大摇大摆地走进来，却又不太像是“偷送大礼”的模样。
我也没有说破这第二层疑虑。这辆车在我们进入教学楼后继续开向了后方的教务楼，中午也没有开走，我便趁着午休时间过去又看了看。我本以为这些崭新的包装被送上各位高层的办公桌后，送货人会就会开着这辆空车离开，但我似乎又想得左了。这面包车后备箱里，被布幔遮住的崭新电脑依然躺在那里。
“等等，我突然想到了。”我慌忙跑步上楼，来到了教务楼的四楼——那是学校的高层们办公的地方。我假装无事地经过教务主任角田的办公室门口，果然听见屋内传来了若干声音。
“既然发生了‘正木从角田那里打探到了情报’的传言，那么大家都知道了‘角田的电脑里有情报’。也不知是哪个派系或者个人，想借着‘电脑换新’的由头，把角田的旧电脑换到手，从而去这个旧硬盘里挖掘人事情报。”
单纯地“把文件放到回收站，再彻底删除”其实并不能完全清除硬盘上的数据。做下这个局的也就是吃准了这一点，所以才有恃无恐地提出“换电脑”的建议。就算角田戒备心强，把文件都拷贝走，再把整个硬盘清空，都很有可能被人找回当时的数据（因为这个人事文档是新近编辑，找回的概率很大）。一般人的隐私防范意识也只到“彻底删除所有文件”这一步，被设局人得逞的概率其实并不低。
我一时担心起来，不禁低头看向了教务主任办公室的门口。我非常清楚，霞浦高中这些高层为了掩人耳目，楼道和门做得很普通，门后才是那个装潢富丽的个人世界。朴素的一面是橡胶地面，敷得不甚平整，门口有一些黑色的灰尘。凭着这些灰尘，我便能确信，这里有外人进入。我们可以这么想：第一，学校的物业保洁人员，在清理这些校领导所在的教务楼最高层是最上心的。最高层也少人走动，一上午基本不会对保洁状态造成多少破坏。第二，学校里没有任何一处有黑色的泥土痕迹，这些黑色的土灰只能是来自校外的因素。第三，学校师生每日循规蹈矩地上下班（学），在进入室内设施时会更换干净的室内鞋，不会造成如此大量的灰尘痕迹；而外来的人员虽然在进入楼栋时也会换上鞋底干净的来宾用鞋，但外来的设备却是不会换鞋的，特别是像电脑这么大件的设备。
可以猜测，这些外来人换了室内鞋，抬着其中一两台电脑上楼（若是只为了换走角田办公室的电脑的话，他们其实也只需要抬一两台上来，所以才在车里留下了大部分电脑没有抬出）。这些电脑包装箱放在肮脏的面包车后备箱里，沾上了那里遍布的灰尘。然后，这些外来人在抬电脑到角田办公室的门口时，由于敲门而将电脑放在了地上。电脑存放是要严格遵守向上
规定的，所以沾灰面和触地面始终是包装的底面。这样一来，沾灰过多的底面，无论存放在哪里，都会将自身附着过剩的灰尘沾上地板，也就形成了我所看到的这些黑色痕迹。
想到他们已经在角田的办公室停留，现在却已不在，那么角田办公室里的电脑到底有没有被换走呢？我在不确定办公室里是否有人的情况下不敢直接敲门，只好趁着四下无人，又凑近观察了一下办公室门的锁眼。因为这些办公室对外可见的一面都做得很平凡，办公室的门除了猫眼，和楼下普通教师们的办公室门也没什么区别，都是普通材质的木防盗门和锁眼。角田这段时间的自我防护意识很强，他不在时办公室必然会锁门。设想一下，这些人在没有和角田联络的情况下来到他的办公室门前，无非是这样几种情况：一是角田在办公室里，放他们进去，然后他们在里面周旋，这种情况角田用不着我担心；二是角田不在，他们敲不开门只好离开，这也对角田没有任何影响；三则是他们趁着角田不在破门而入，然后把门从里面抵上开始做文章，这是最需要担心的事情。
破门的关键是锁眼。不用钥匙破坏办公室门的门锁，专业的人员有足够专业的手段，但终归要在锁眼和猫眼处留下痕迹。首先观察猫眼。若是新近卸下过猫眼，那么重装上去必然会在门上留下比较新的痕迹（因为常年受猫眼保护的表面不受日晒，油漆和木质保存得比整个门扇的表面更好；重新旋紧的猫眼因打磨光滑，也不可能完全和原来的状态重合）。锁眼上若是动过手脚，就会被工具的锐利尖端划出新鲜的痕迹，与惯常使用钥匙开门的角田在钥匙孔上造成的窠状凹陷是不一样的。
所幸，我并没有在门上观察到这样的异常，这也就意味着，必然会在这两处造成至少一个异常的非正常手段开门并没有发生，角田的资料想来还没有受到破坏。于是我也没再担心，并离开了四楼。在下楼的楼梯口，我听到楼下有几个粗重的脚步声。认为那很有可能就是从角田办公室扛着沉重的电脑包装撤退的几个人，便快步赶了下去。果不然，三个穿着宾客鞋的生面孔正在往面包车的方向走，其中两人抬着一个电脑包装纸箱，另一人则背着一个脏兮兮的布包。纸箱的式样和我从面包车窗里瞥见的很类似，也没有拆开封口胶，看上去很像是铩羽而归。
“角田保住了自己的关键文件啊。”我心道。
“所以，为什么嘉茂同学会在一开始提那个‘忒修斯之船’的事情？”在我将这些所见所闻向同样知情的明石同学分享时，她便问到了这一节。
“很显然，这台面包车照理说会被门卫拦下来。但它在早上堂而皇之地开进了学校，说明学校里还是有不少人希望把这份秘密文件弄出来，并且他们的能量足以协调打点门卫。这股不算小的力量，为了让这些换电脑的外人有理由直面任何可能的察问，必然也要给他们准备一个理由，我能想到的最贴切的答案是‘为校领导检修电脑并且更换新电脑’。但是，这个理由虽然瞒得过外人，直接有权决定此事的角田必然不可能被瞒过。当角田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他就会意识到这是对手来从他这里套取文件，从而严加提防了。
“若是我的话，我根本不会这么笨重地提个电脑上去，还摆明我自己的意图。我会想一个类似‘设备更新’的理由，今天给角田换显示器、明天换内存条、后天换音响，等放松了他的警惕的时候，就可以把最关键的硬盘换下来了。再不济，可以顶着‘保密检查’的理由，假称角田的电脑里有秘密文件，就可以强制要角田把硬盘换下来了。总之，抬一台新电脑这么笨重的办法，还是不够机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