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特定的职业会对指纹造成磨损。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这一代人基本都具备流利的键盘输入技能，也常用指尖在智能手机滑动。在通讯软件上输入文字交流已经在即时交流中分流了相当的比例。这些使得我们这一代的指尖指纹普遍比上一代人要磨损得快许多。我在为亲子同来的顾客看手相的时候，就经常有这样的感触。
现在，我们通过指纹磨损的情况，确定了来自世代务农家庭的一个可疑对象就是诈了山本家一千二百万元的当事人“宇治氏”。然而时隔多年，两家直接的当事人均已去世，我们无从在当事人口中得知问题的真相。所以我们必须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也就是“法院为什么支持了如此天价的赔偿请求？”
在法学研究领域，非常有意义的案件会被当做例证或是研究对象。比如莎士比亚在喜剧《威尼斯商人》里设计的夏洛克与安东尼奥关于“一磅肉”的案子——按照条约割取一磅肉，却不允许流下一滴血的反击让庭审形势瞬间逆转。同样的，只要是有意义的案子，在法学界都会有人去收集整理。这个一千二百万元的判罚的案子，尽管年深日久，原始的判决文书无法找到，但必然会被法学界所研究——按照那个时代的人的记忆，一般事故重伤，赔偿顶多也不过四五万元了事。一千二百万的支持，要么是复杂离奇的伤情，要么是匪夷所思的辩护，要么是徇私失正，总归是事出有因。一桩奇案，总归是能在法学界研究民事纠纷的领域打听到风声的。
“假设当事人严格要求保密会怎么样呢？”恐怕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
“纸里包不住火。判决既已成事实，那么作出判决的各方就都经历了这桩奇事。一千二百万的给付足以保证几乎每一个当事人都记忆深刻，而不同的当事人对秘密的态度也不尽相同。要说所有人都和三不猴那样守口如瓶我觉得根本不可能，总有人会把这件事朝自认为私密的小圈子里捅出去，再一层层地往外传，这桩事情迟早会被敏感的法学界人士所捕捉到。”
抱定这样的想法，我开始利用自家的人脉试图打听这个消息（山本洋三郎的人脉似乎不在这一头，而学界又正好有我嘉茂家深深扎根的人际）。最后我打听得到的情况是这样的：
事情过去的几年后，“一个案子判罚了一千二百万”的爆炸新闻的确是传到了法学界。不少学者和律师都迫切想看到原案案卷，又或是拜访当时的辩护律师。然而，他们即便是当即找上了门，在袋田的法院打听到的情况也只有“卷宗在一场失火中遗失”“原告方当时是自己辩护，没有外请律师”这两条情报。向我提供这条情报的人是如今法学界一位耆宿，当年，他正是歆羡这一判例而前往询问的年轻学者。然而无论是他，还是其他向袋田法院询问的法学界同侪，得到的都是这个令人越发渴望一睹真容的回答。
“他们说，当时的卷宗之所以找不到，并非因为年限到期而销毁，而是因为他们内部的一次事故而烧失。在当年，法学界人士找上门时，卷宗就已不存。”我向山本洋三郎道出了令人失望的结果。
“这条路又断绝了吗……”山本洋三郎感到非常失望。
“不，我在打听卷宗下落的时候，还顺路打听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没准能成为我们的帮助呢。”
“哦？是什么事情？”
“我去巡访的几位法学界的学者同道们都说，他们在听到‘档案室失火’的时候，都觉得有些奇怪。按道理讲，当年都是纸质档案，所以对火是异常敏感的。当时档案室也没有引入电脑管理，所以连通电都没设置。这样一来，火是怎样引起的呢？他们当时就为这件事进一步向和袋田法院有关的人们打探，用了很多手段去撬开各种人的口风。最终有几个人经不住套问，泄露了这么一句情报——
“发生火情是在夏天周末。法院的档案馆又是个建在围墙里的内部建筑物，等到周一上班人们发现的时候，那一间档案室的门都被烧穿，倒在了里面，屋内已经给烧了个十足十。但在一片过火后的场景当中，有一样东西格外扎眼，那就是这两个西格列定片的盒子。”
我自己亲自经历过火场的侦查——在之前，我曾经为一个名叫佐佐木正树的人的委托私自查探了他家过火后的住宅，过火后的住宅给人以“黑白色”的感觉，很多东西都被烧黑或烧得白了，毕竟很多显色成分都是会在高温下分解或被氧化的。
在一片黑白当中，那两个成色很新，宛如刚从药店开出来的西格列定片盒子就成了意外惹眼的物事。它躺在过火后地面的门口，被当事众人一齐发现，之后也被交给了警视作为重要的线索——这两个盒子和现在的硬纸包装药盒子几乎也没什么两样，顶多是包装图案更新换代。它以完好的姿态出现在火场里，显然是过火后有人再进入这个场所所致。
“这两个西格列定片的盒子里是空的，本该有的说明书和装药的塑料铝箔包装都被取走了。就是这么个情况。”我合上笔记本，向累次造访霞浦的山本洋三郎说明了情况。“这个异常出现在火场里，我觉得是个挺有意思的情况的。”
“要说对异常的好奇，这倒的确是个不错的素材……”对座的山本洋三郎沉吟着。“可它对我们当前的问题还是没什么帮助的吧。”
“恐怕问题并不能这么简单地来看呢，山本先生。”我向山本洋三郎摇手表示否定。“我记得上次您来拜访的时候，我们一起从两份可疑的人物资料中参详出其中一人才是可能的答案。那时您带了您从警视力量那头调达的，这两人的身份信息。我记得这个正确答案是姓小间，名伦次，一个普通的农民，一辈子在乡下种田。信息大概就是这样了，对吧？”
“是啊。”山本点头道。“当然他也有像这样证明了，去了袋田一趟又赶上事故住院的事情，警视那头虽然跟我说可以调查这些更进一步的轨迹，但我觉得这样一来给他们添太多麻烦，二来弄来的信息太多，我们筛查也费时费力。所以就没等进一步的结果就又来了您这里。”
“其实也不用再等下去了，我觉得现在已经可以进一步描绘小间伦次的形象了。他是个重度糖尿病患者，有一个小孩，惯用左手，在袋田瀑布被踩折了左腿骨，性格隐忍多智。”
“嘉茂小姐你已经能推断得这么详细吗？”山本洋三郎有些将信将疑。“西格列定片是医治糖尿病的药片，这个我清楚；一次带两盒药在身上，说明病情比较严重，这个我也能想到。可其他的一些信息我就实在是想不出道理所在了。”
“可能我还不是这么想的。”我再一次摇了摇手表示否定。“这两个西格列定片的药盒子成色很新，若是从他和山本先生所在的城市一路带过来，决不能还保持这个形状。所以，这两个药盒子是在袋田临时买的。”
“为什么不是在垃圾堆临时捡到的呢？”如果是奈惠或明石同学在场，他们会这样问吧。
“当时已经是固定的定日回收垃圾模式，如果走在街上临时起意要找两个硬纸盒有用，除了自己去买些什么东西之外，别无他法。”我则会这样回答他们。“而西格列定片又是偏贵的药，说明他买这两盒药也不是无差别随机选择，而是恰好要用这些药，而顺带利用了药盒子。
“药盒子要怎么用呢？我注意到的是‘两个药盒子都是空盒，里面的说明书连同药片一起被取走’。对一个买惯了某种药的人来说，药要怎样服用已经不用说明书来教，将两盒里的说明书都取走必然也是有用的。从这里，我根本否定了‘失火后来到火场，遗失这两个盒子’的众论，而是打定了‘这两个盒子是延时发火的机关’的想法，说明书被用来作为延时的装置，已经烧没了。”
具体的做法很简单，将一整页的说明书撕成危危欲裂的纸带，粘住药盒的开舌，以堪堪绷直的状态固定在隐蔽处。药盒的开舌惯常状态是半翘起的，这个向上的回力最终会拉断纸带。纸带的另一端设在手提电灯的电路板上（当时的档案室出于防火考虑不通电灯，需要夜班工作时都使用沉重的旧式手提电灯），电路板经过某些改造，使纸带所附着的装置一旦被牵扯着带离，就会因短路而引发火灾。因为是近四十年前的室内环境，很多因素不能以现在的观点来考量，必须依靠当时的科技和设备环境，所以我才想到了这么个答案。
硬纸本也是易燃物，为什么这两个药盒子宛然如新，没有被火患波及呢？答案同样很简单：这个装置其实设置在档案室之外。法院周一上班看到的是烧穿倒地的门，说明他事前卸下了门枢，在档案室内因烧完冷却而减少气压后，门向里倒，将药盒子带着甩到了室内。
想到这个装置并在脑海中验证了它的可行性之后（因为在小间伦次的计划里，这两个药盒子本该和说明书一道被余烬烧掉，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它恰好落在了被余烬保护好的位置未被烧掉），剩下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他一次买两盒药要怎样携带呢？自然是药店提供包装袋或者他自己装在口袋里。然而袋田为了保护景区，早就有减少塑料包装的政令，药店是不会提供塑料袋的。所以他只能将两个药盒装在衣袋里。当时是夏天，那就没有上衣袋，只有裤口袋。裤口袋里装两盒药，一边一盒还好说，同时装在一头必然会造成纸盒在走路过程中被挤压得变形。然而裤子口袋里早已有一个钱包（否则他当年离了钱包怎么买药呢），还是会让药盒子被挤压。而将药盒子拿在手上，在夏天走路总会让手上的汗沾湿盒子，而重度糖尿病患者的汗水又会让药盒子沾上糖分从而被检测出来。所以他完整携带盒子的解释只能是——他是跛着脚走路的。
他是个世代务农、家计堪堪够用的人家，要是青壮年劳力早就落下了跛脚的毛病，家计自然是没法撑持下去了，并且也讨不到老婆孩子。山本洋三郎时至今日依然能打听到这个家庭，说明这一家的香火好歹延续到了现在，老婆孩子的炕头还是热乎的。所以他这个跛脚走路，只能是前不久在袋田经历的踩踏事故落下的。若是在自家干农活的时候崴了或者因为事故跛了脚，他也不会动起到袋田玩赏的念头了。
之所以确定他是左撇子，跛左脚，倒也很简单：我们可以自行装成跛脚人走路，分别让左脚和右脚成为累赘，各放两个药盒子，试一试哪边裤子口袋里的药盒子磨得严重。因为这是个靠左行的国度，我们的步履隐然间都会形成左侧自由而右侧提防的习惯。试验的结果便是左脚跛后，裤口袋的自由幅度会大一些。若是两脚齐断，那就连个人独立出行都成问题，焉能一个人自己在法院里慷慨陈词？
“其他问题，嘉茂小姐你都解释清楚了，我想一想也确实是这个道理。”山本洋三郎点了点头。“但这最后一个问题，我还是没有明白。他为什么是个惯用左手的人呢？”
“这个问题倒也简单。不过判断依据的确不在这两个药盒子上了。”我笑了笑，道。“其实，看到那个按在交割公证上的‘宇治氏’的指纹，我就已经知道他是个左撇子了。”
毕竟，按手印都是用自己的常用手的食指来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