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盼来了R国投降，我得以回到了故乡。我一直将写作当成我人生不可缺少的事，当我准备重新拿起笔，写自己当时还未写完的小说《欢宴》三部曲。那是当时我一个隐秘的对于胜利的盼望，如今终于实现，我当然是要用文人的方式来庆祝欣喜的。

我高兴的将我的打算告诉了我的编辑朋友，她沉默了半晌，告之了我一个不好的消息，她说，报纸报刊这些刊物都不能用署了我名字的稿件了。

我愣了一下，她慢慢道:“你身份特殊，我知你受的苦。可是并不能为你说什么，特工...便是生死都会保密的。由于你以前经常同楚云夫人在一起，楚贼当时戒心重，经常是荷枪实弹的士兵护送监视你，声势浩大，已经受到了大家的侧目。再加上组织派你潜伏进R国支持下的报社，你出席了那个....大家都明白是干什么而召开的会议，你的名声已经很难洗白了。”

我懂...我懂的，做特工，做潜伏的就是这样，没胜利的时候就身处敌营如履薄冰，处处小心谨慎，生怕露出马脚，不敢暴露身份怕牵连自己的同伴，这样的苦我是知道的。

可是如今，已经胜利了，解放了，我却还不能暴露身份，他们对我的承诺完全没有作数，我依旧无辜的背负着那些不必要的骂名。即使找别人解释，也只是会被看做只是在找借口洗白而已。这种痛苦，不是一般人受得了的。

我知道，当我还在R国控制的报刊做过编辑时，那段时间，苏步摇恰恰也在上海办了份杂志，那就是《格局》。虽然在当时举行的“文学者代表大会”上，我们三个照了一张貌似亲密无间的相，但其实，我们之间并不和睦。

有时候我也叹息，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在任何行业，都存在着竞争关系。一些虚名也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三个虽然被看做政治倾向有问题，但才情上还是过得去的。当时的苏步摇、我、孙歆、姚远离是广泛得到承认的四大才女。大家都说文人相轻，在行事风格与写作方式上，大家各有不同，四人各自结友，分成两派。孙歆和苏步摇，写作的题材往往是个人主观意向，她们都是自由不拘的人，更关注的是生活与情感的喜怒哀乐，颇有“一种小资情调的化学反应”，可是我和姚远离，题材往往是劳碌大众，民生悲叹，比较擅长写一些社会底层人士的不易与苦楚。

我曾经也经常想，假如我不从事特工工作的话，我也应该会和姚远离一样，成为很驰名的一个招牌，按心行事。我虽与苏步摇不对付，但我得承认，她也是个颇有才名的人。若没有这些绊子，我的将来，比她也差不到哪里去。

可是，自从我选择进入了76号，为了掩饰身份，就不能再写原来那些我想写，爱写的文章，后来又得到调派进了R国扶持下的刊物，由于这份报纸是为了洗脑政策服务的，也再也不能像在组织里时一样，写自己喜爱的诗歌，写那些热情又高昂的字句。

所以，我的文学创作陷入了低潮。虽然我借着笔名经常暗自写些含沙射影的东西发泄，可我也在痛恨悲哀，自己找不回当初的激昂才情。

在我主编报刊期间，虽然时局仍然处于战火交接的时期，但在外人看来，我办的这份报纸，每个月的销量还是达到了七千册左右，多的时候，到了一万多册，这还是仅限于省内的发行。可以说，这个数字，在当时来说已经算不错了。也经常被人羡妍着。

所以，苏步摇便先单方面的开始仇视我。我早就说过，俗话说，同行是冤家，由于我主编的报纸销量不错，苏步摇的《时局》在报刊发行时受到了一些影响，她便将此全部归结于我头上。

苏步摇的文章我看过，她是写大家族三世纠葛的《春朝》一举出名的，她这份《时局》也是在当时的伪政府的市长向华的资金支持下创刊的，向家是个老牌豪门世家。所以这报刊也气派，群英集萃，会聚了孙歆、傅了声这些描写小资生活的文章，来标榜生活情趣。主张即使在动荡之下却更要保持内心的平和，这样的报刊定位也很清楚，它本来就是面对高档的小资人群所发行的。本来那些世家子吃喝不愁，又更多的是关注自身的喜怒哀乐，从小纵容的多，靠喜恶行事。孙歆还受过苏步摇的提携之恩，她当时是初出茅庐的小写手，靠一篇愤世嫉俗抨击男性的文章被当时的苏步摇看到，引起了对旧事的共鸣。后来之所以孙歆可以叱咤风云，可以说与苏步摇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